新时代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发展

制度均衡是实现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途径。中国要成为民族自强、人民幸福的中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占比达到50%以上(约7.5亿人)至关重要。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系统性的政治设计与建设。对此,应通过制度机制保证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持续开展,推动中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制定支持青年发展和合理流动的政策措施,鼓励中等收入阶层参与边远地区的减贫及经济文化交流互动;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畅通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参与渠道;进一步确立法律信仰,使中等收入阶层呈现活跃生动、创新发展的面貌,并体现与中华传统一脉相承、和谐共存的社会风貌。

人际关系紧张的伦理因素与疾病相关性研究——心身疾病和神经症患者的社会伦理病因调查

伦理道德与健康疾病的相关性研究对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推动医学模式转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积极的意义。502个病例调查说明,伦理道德与疾病有密切相关性;不道德的因素是危害心身健康的主要伦理因素。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矛盾与变量: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析论

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稳定器"的理论属于一种市场主义话语体系。从历史与现实考察,由于西方中产阶级处于矛盾地位,不仅致其群体性格和社会行为具有矛盾性、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对秩序与权威发生冲突与挑战,以致社会往往充满各种变数与风险。因此,文章认为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键特质是"矛盾与变量"关系。而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刻内涵与重要原则应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中的制度均衡,执政党与政府所发挥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社会各群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充分博弈与互利共赢。

略论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与封建社会占垄断地位的官学不同的教育组织形态，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对中国封建文化与士人人格塑造产生过深远影响。而欧洲中世纪大学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倡导人文与科学精神，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神话与宗教:希腊城邦公民文化的深层结构

神话与宗教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发祥地 ,对希腊城邦公民社会与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一方面从神话与城邦的同一性阐明城邦公民文化的法律意识、价值认同以及自由、平等、正义理念渊源于神话 ,并使公民文化中的神话思维具有拟人化、形象化和叙事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不仅从宗教生活在城邦公民文化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来论述宗教祭祀活动是公民文化的特有内涵 ,而且戏剧、体育、美术与艺术作为公民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也与宗教仪式紧密联系的。而宗教生活社会化使公民在拥有共同的神话心理与宗教思维的同时 ,一种政治秩序、社会价值取向被认同 ,一种思想观念体系逐渐形成。这使城邦公民文化表现出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品性 ,即对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的崇尚与追求。

海外基地:郑和下西洋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纵论历史,一个国家海权的拓展无不依赖海外基地之战略支撑,因此可以说,强大的舰队是海权的核心力量,而确保与控制海上重要航路、战略通道安全就必须依托海外基地。海外基地是海权战略的关键要素、支柱和基石。明代中国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基地深谋远虑的筹划布局和周密细致的部署经略,成为明朝海权战略的强有力支柱,维护与保障了明朝的海洋权益,扩大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郑和模式的文明海权战略比之西方剑与火的殖民主义海权,对现代海权的构建更有中华文明深刻的启示和意义。当前中国要维护与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并承担大国责任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必须建立以国际安全与和平为目的海外基地。

转型社会利益与价值关系新思维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不仅阐释了追求利益是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而且指出了利益关系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思想的基础和价值的尺度。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利益冲突导致的价值失范是社会最大的风险和危机。主要特征表现在:一是对社会个体化趋势和价值多元化缺乏思想和制度准备;二是对转型社会的改革还存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障碍;三是缺乏机会平等和程序公正原则,并且这种缺失已成为社会价值危机的根源;四是新兴社会群体呈"亚健康"状况,价值倾向严重失衡。那么,社会从利益认同达到价值共识,再走向共同富裕并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关键在于:一是超越单一价值导向模式,树立利益导向的重要地位;二是必须注重改革开放的价值排序;三是以制度引导、整合社会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四是积极培育公民意识,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中国政府形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衡量政府形象的关键指标。政府形象的塑造和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考量是当前学界和中国政府研究的热点话题。从已有文献和实证研究来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国内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水平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参与,政府形象日益透明化、具体化,政府施政过程和所得结果的现实表现与公众的期望阈值之间的落差加大了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程度。依据归因理论和晕轮效应解释政府形象与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提升政府信任度,完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选取政府形象人格化代表的公职人员为基准测量单位,通过CSS2013问卷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观察到政府形象与政府信任具有极强的积极正相关关系。

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政治上温和保守、具有阶层冲突的缓冲作用、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的"平衡轮"与"稳定器"。然社会稳定实质上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稳定应是各子系统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协调与共同发展作用的结果。对中产阶级理论中的"稳定器"说,应持审慎态度。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道家旅游思想刍议

一、道家旅游思想的形成及其背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老子》一书中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为以“回归自然”、“恢复人之本性”为核心的道家旅游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并在其著作《庄子》中以“游”述道,主张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其中的名篇《逍遥游》就集中而且是系统地表达了道家的旅游思想.《逍遥游》通过“鲲”化作大鹏从北冥万里游历到南冥途中的时空感受和经历。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探析——以B市某花园社区为例

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分离,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自主治理域态。现阶段,推行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同脉逻辑。政府需要在行政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廓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职责。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自治,提高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先行任务。文章基于对城市基层社区自主治理一般模式的分析阐释,通过对B市某花园社区业主委员会自主治理实现过程的研究,探寻中国城市社区自主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唤醒城市基层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城市政府—社会治理的"善治"。

城市居民主观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对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数据分析,从社会经济和工作、社会公平和流动、社会冲突和治安以及社会信任和外部风险4个层面,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主观满意度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无工作、是否具有住房产权、对不公平事件的遭遇和对收入合理性的感知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主观满意度的显著性因素;社会公平和流动的模型在解释主观满意度效力上高于社会经济和工作变量模型,表明注重社会公平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的"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等观点不同,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对"自在"与"自为"阶级的理论分析来考量,从阶级意识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联系来思辨,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责任的辩证关系来诠解,只有将阶级意识提升到阶级的社会责任以及两者的结合,才能促使阶级在提炼内涵中塑造与升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履行其社会角色。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产阶级的分化、组合和发展变化,使其自身充满着矛盾性、异质性和复杂性,并非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与导向,严重阻碍了其阶级意识形成,这使作为维护阶级利益所需的整体阶级行动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使其没有团结一致采取整体阶级行动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利益集团政治却是其现实走向。在市场经济多元化促发的利益主体多元化、政治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不仅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为取向是一个复杂的变数,而且其对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此外,其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难以构成政治上成熟的阶级。倘若没有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没有其他阶级的合作共赢,其也难以构成现代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中的伦理问题

新药临床人体试验的目的、病例选择、试验设计、检测指标、试验药物本身等各方面都应注意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坚持科学性。

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

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古希腊城邦"中产阶级"政体,是依其政治学的理想主义而设计;而其所推崇"中产阶级"的理性、中庸等品性观念,也是为制度安排的一种理论铺垫。实际上,亚氏的"中产阶级"政体不仅是主观性产物,带有先验性和空想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阶级性。故以亚氏的中产阶级理论来引经据典,未必适合对当代中产阶级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