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

本文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现存文献和利用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是独尊海内的，天一阁研究学者在现存明代登科录的考核方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的“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之说不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评价亦失公允；部分细节也欠斟酌。本文于献疑的同时，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

本文对学界流行的南宋开创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和苏杭已形成全国人才轴线 ,以及明代中国文化重心继续南移等观点 ,提出了商榷与质疑。作者认为 ,江浙“人文渊薮”和“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是 16世纪以后的事 ;明代中国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是由南向北 ;江浙文运在 18世纪进入巅峰状态 ,19世纪初开始式微 ,但受百年树人规律的作用 ,近代乃至 2 0世纪江浙的专家学者 ,仍独步天下 ,全国人才产地轴线仍在苏杭。长江三角洲 ,作为当今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闪光点” ,从某种角度上讲 。

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院系调整造成了长期形成的大学传统的断裂,影响了大师的造就。

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

论文对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述评、对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分析、对流动率与各社会阶层占有率的基本判断、"分层流动"的观察,以及尝试解决研究中的一些技术与细节问题,希望有助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的进展。

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一)

如果说,建国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可以用"体制"一词来回敬的话,那么,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将以往被忽视的学术成就与代际积累的关系来回答"钱学森之问"。作者认为,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作者就此进行了古今中外的论证,并对当今中国如火如荼进行的学术、高等教育"大跃进"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刊从本期连载此文。我们希望,这一探索有助于"国字号"难题的解决。

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

长江三角洲,这个清代集中了全国35%的科举发达县、近半数专家学者和大半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统称)人物的地区,至今成了中国经济幅射能力最强、百强县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最充满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长江三角洲数百年教育中心的回报。

澄清对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评价

该文作者曾在力挺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基本史料、方法、观点与结论的前提下,对何氏的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以及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其进行过讨论和商榷,并在相关论文中,站在何炳棣的立场,比较有力地为其辩护。据该文作者称,从来没有因何炳棣未使用天一阁所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善本而说三道四,更没有因此而苛求过何炳棣。又据该文作者称,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徐泓教授在翻译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以及做相关评论时,一再说该文作者论著中,以何炳棣未使用明代天一阁藏进士题名录而批评何炳棣,又忽略了该文作者有关文字的部分观点。该文对此予以说明和澄清。

论学术抄袭与当前的浮躁学风问题——兼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的重心应由当前的以揭露、批判抄袭剽窃的个案为主,转移到以检讨、反思、整治低水平、重复研究和互抬桥子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浮躁上来;把学术批评的强音由当今的“学术打假”、“反学术腐败”,改换成“提倡学术规范,反对学术浮躁、学术泡沫”;把学术批评的个人见义勇为的“傻瓜的事业”,真正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议程,各级学术主管部门已到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了。

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二)

三、双重断裂的代价本文所谓的断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断裂是指文化、教育等社会层面的载体、举措的非连续性;狭义的断裂是指家族、家庭文化（也含基本生活资料）的非继承性。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后者，但阐述时广义和狭义各有侧重。因为社会层面的连续性是个人代际关系继承性的基础；后者的断裂是前者非正常延伸的具体反映。“双重断裂”的概念，是相对于“一次性断裂”而言。

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四)

五、精英循环与急功近利涛声依旧 20世纪的历史证明，统治阶级、社会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成功的规律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正如立足于学术价值中立的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评述“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时强调的：“有利于扩大特权和有利于社会地位的世代相传的结构上的因素，是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中的共同特点。尽管是有意识地努力想急剧减少阶层形成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却是重复出现。”[1]苏联如此，新中国也不例外。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

清代全国各地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较大层面的不一致,大多可用特殊性加以解释,即各地巍科人物的多寡和内部进士的集中程度及产生的时段有关。研究的现状要求我们对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缩到最小时空单位,即以县为纬、以科年为经对全国进士做动态研究,如此方能反映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助于科举学的进展。本文关于清代历科进士的省级分布、清代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的统计分析,为比较准确地进行县/科年为单位的动态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讨清代全国进士的时空分布打下一定基础。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

现当代最具创造性的华人科学家应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这当然是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其浓厚的经济、发达的教育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所致。但是，如果我们仅把目光停留在美国而忽视了华人自身的因素，甚或根据一般的成材规律，人们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既然华裔科学工作者能在美国如鱼得水，那么，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比外来华人移民不是更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吗？

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

题记：拙作本是自己正在撰写的《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一文中的一个论证,考虑到新的史实与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于是,仓促成文,作为问题提出。

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

该文作者在前贤时杰的基础上,又修正、完善了一百多个进士的籍贯,几乎已把清代除旗籍外的全部进士都复原到县级。这是迄今为止对清代全国进士地理分布进行的省、府、县三级之最系统、最完整、最准确的统计,为清代进士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

长期来,《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其中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总数的估算及其一系列数据,作为权威的资料广为学界引用。但是,由于捐监资料收集的困难,作者对太平天国后各类绅士的估算中,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等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等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使他对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数量的若干表述,与他的理论及客观实际出现了差异。而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往往不予分析而直接引用之,影响了张氏理论应用的科学性。故有必要对张仲礼就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和总数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做一分析和说明。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