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模拟圣人:《汉书·扬雄传》中的身份认同与自传叙事

《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抄录扬雄《自序》编纂而成,“雄之自序云尔”之前基本皆《自序》原文,乃扬雄之自我呈现。《自序》在本质上是自传而非书序,扬雄的目的是避免自己“没世而名不称”。由于扬雄在写作时就意识到这篇文字以后会被朝廷采用,故文中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保护倾向。扬雄模仿孔子经历来安排《自序》的叙事结构,突出反映了其成圣心理。在叙事手法上,他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技巧,运用第三人称叙事,试图让文本兼备真实性与客观性。而否定型叙事的运用又开放了文本阐释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参与到文本的创作过程之中。

《汉书》为扬雄立传原因考论

清代学者黄承吉提出"扬雄《汉书》中不当有传"之说,张佩纶则贬斥《扬雄传》不伦不类。考察可知,二人所说皆有失偏颇。扬雄进入《汉书》与《汉书》的断限并不冲突,且符合《汉书》"非常之人"的立传标准。此外,联系《汉书》的成书过程及班氏父子的史学观点等因素,可推测《扬雄传》最早可能见于班彪《史记后传》,其后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扬雄在《汉书》中受到殊遇,与班氏父子的私人情感有密切关系,亦体现了他们作为史家而兼文士的特点。

论宋代的“贬扬”思潮

宋代“贬扬”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是古文家、道学家、政治家合力的结果。宋初的贤、圣之分,已将扬雄从“圣人”降为“贤人”;其后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又认为扬雄“道不足”,批评其艰深晦涩的模拟文风,是为宋代“贬扬”之滥觞。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极端重道轻文,故在重建道统谱系时,深责扬雄仕莽之非,并全面否定其在儒学和文学上的地位,使“贬扬”达到高潮。南宋政治家们则将王安石“尊扬”视为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故因痛恨王安石而“贬扬”,使政治伦理与品德操行成为评价士人的首要标准。这就意味着“贬扬”不仅涉及文章学术之评价,更关乎士人品节、国家兴衰等是非大义,对此后的士大夫心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范式转移时期的国学研究谫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范式转移时代,"革命"与"危机"并存,故新旧范式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在所难免。在国学研究中,无论国学所充当的角色是信仰还是知识,都必须以稳妥的态度对待。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着范式转移的同时,整个知识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范式转移,即自然科学逐渐凌驾于人文科学之上。在此背景下的国学研究,要有大文化观的视野,强调自我的主体地位,注重对国学精神的汲取而非外在形式的复古,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并行而非局限于学术。唯此,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才更有实现的可能。

《扬雄集》辑本考校

《扬雄集》古本虽早已亡佚,但自宋代以来相继有多种辑本产生。宋人辑本有五卷、六卷本两种,明人辑本则有三卷、六卷、五卷、一卷本四种。明人辑本中的《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元后诔》《答刘歆书》《州箴》《官箴》皆辑自章樵本《古文苑》。而《文选》与《汉书》中共有的《甘泉》《羽猎》《长杨》《解嘲》《赵充国颂》,汪本、郑本、张溥本应皆是据《文选》辑录,张燮本则据《汉书》辑录。《河东赋》《酒赋》《反离骚》《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解难》,诸家皆辑自《汉书》。仔细比较四种明人辑本的目录及具体内容,可知四者之间应无直接的因袭关系。《四库提要》等谓张溥本因袭张燮本之说,至少就《扬侍郎集》而言是难以成立的。

足利本《毛诗注疏》校文探微

足利本《毛诗注疏》中校文的产生时间当在永享十一年(1439)之前,非出一人之手,当是历代藏书家(主要应为日本经学博士)所作。据校文的内容可知,参校本中既含有出自写本系统的六朝隋唐写本,又有出自刻本系统的宋明善本。此类版本尤其是写本,虽多不复存在,但藉助校文,仍可窥见诸本之一斑。足利本中的校文既可改正今本中的许多讹误,又可与阮元《校勘记》等互相印证,故其在校勘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怨望”与“日食”：杨恽腰斩案探微

古代日食等天文异象常被视作君主有难的象征,而消解灾难的方法有二,一是君主自省,二是将灾难转移给臣子。汉宣帝杀杨恽,即与转移日食之灾有关。故于定国据公羊《春秋》来案验杨恽罪行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坐实杨恽引起日食这一罪名的有意之举。而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拊缶歌》,及“君父至尊亲”数语,均为杨恽“怨望”之罪的主要证据。故杨恽被杀,有其偶然性与必然性。

秦代“法家天下”的文化建设研究

秦用法家得天下,又用法家治天下。李斯、赵高等法家人物相继为相,极力维护法家一家独尊的局面,使得法家之外的诸多学派被边缘化甚至被打压。秦朝法治下法家的独尊,使得秦朝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取得与大一统相匹配的成果,并最终由于没有得到儒家、道家等其他思想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的有力作用,秦以二世而亡。在今日国家倡导法治建设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文化,应当从秦朝败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新發現元代陳仁子《太玄輯注》考論

元人陳仁子所編撰的《太玄輯注》,成書於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歷代公私目録皆未著録,故長期以來不爲學界所知。《太玄輯注》單行本早已亡佚,但《永樂大典》“玄”字韵中曾抄録此書,故可據之輯出,此書便也成爲現存唯一的元代《太玄》注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彌補學術史空白的價值和意義。《大典》中所保存的《輯注》内容主要有二,一是陳仁子所輯的范望《太玄解贊》,二是陳氏自己的按語。前者可校正今本范望注的不少訛誤,具有較高的文獻校勘價值;後者則集中體現了陳氏論《玄》的特色,對於《太玄》研究乃至《易》學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从重注看《毛诗故训传》的层累与流传

《毛诗故训传》3900多条训释词义的传文中,有358条重见,似违后注从省之例。但以“国”“什”为单位进行考察后,可发现每一文本单位内部基本不存在重注。由此推测,在《诗》单篇流传和整书流传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即以“国”或“什”为基本单位来流传,故《毛传》起初应是以“国”或“什”为独立文本单位分别进行训释。而部分文本单位内部出现的个别重注条目,则与后来毛公对《诗经》编次的调整、后世学者的增补,以及文本流传过程中的讹衍等密切相关,应非早期文本原貌。就此而言,《毛传》实际是一个层累形成的文本,其中既有古老的《诗》学沉积层,又有后世新的叠加层。

“实录”本义新探

“实录”是扬雄对《史记》做出的重要论断,影响甚大。古今学者多将其视为对史书的至高褒奖。但若能回归《法言》文本语境及汉代文化语境,从经学、史学等多角度重新比较和审视扬、马异同,便可知此乃扬雄以《春秋》笔法对《史记》所下的微辞,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司马迁据事立论,论随事变,所以《史记》在义理方面体现出“杂”的特征。扬雄则将孔子学说作为至上且唯一的标准,据理论事,故《法言》长于义理。“实录”之说,固然肯定了《史记》记“事”之长,但主要是批评其取“义”之失,这恰是扬雄作《法言》以纠《史记》的基础。扬雄拟经,试图辞辟诸子而“折诸圣”,故作为“实录”的《史记》无可避免地遭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批判。而在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中,以求实传信为核心特征的史学传统深受后世推崇,故“实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褒义之辞。“实录”含义的嬗变反映了经、史分离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在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口吃与异行——论口吃对扬雄的影响及其文化史意义

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一次对一位撰写他传记的人说:“你首先应该了解一点,就是我的一生和我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我的口吃的影响分不开。”((2))毛姆的口吃,在其自传体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中变成了主人公菲利普的跛脚((3))。

论扬雄“拟经”与“作赋”之互动

扬雄由好赋到拟经的重大转变,是汉代辞赋史和经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之一,也是探讨文学与经学关系的最佳案例之一。“作赋”与“拟经”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活动,实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基于此种联系而共生出重要意义。一方面,扬雄酌于诗书而作赋,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其辞赋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思想,使其辞赋表现出异于前人的特色,而且因“六艺”经传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在客观上提高了辞赋及赋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扬雄虽有悔赋之举,但实际终生未忘“篆刻”,其以作赋之法拟经,使得赋法与经义相结合,这不仅丰富了汉魏时期的解经方式,创立了一种宗经征圣的新方法,也促进了汉魏时期文章之士重学风气的形成。

立足文献,更新理念,树立学术自信——“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于2017年8月20—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二十多家机构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段玉裁、顾广圻交恶刍议——以段、顾来往书信为中心

段、顾皆清代学术大家，原本交情甚笃，却因在注疏合刻时间问题上意见相左，由此导致了二人就周代学制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二人之争论一方面引发出清代学界就校勘方法的论争，对清代学术的进步具有巨大意义；另一方面却也因争论的日趋白热化，二人书信中往往彼此攻讦，某种程度上又对学术争鸣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段、顾之争距今已逾二百载，而学界就其争论之原因、过程及所引发的影响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以本文一则欲厘清段、顾交恶之始末，二则兼论此问题对于今日学界学术争鸣之意义。

《过秦论》文本考索——兼谈模拟文本及其意义

模拟文本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被模拟文本的信息,故可与被模拟文本形成"镜鉴"关系,成为理解彼此的重要参照物。学界就《过秦论》的分篇有二篇、三篇两说,参照模拟《过秦论》而作的《辩亡论》,知其原当分为上下二篇,而非上中下三篇。《史记》之《陈涉世家》所引乃上篇;《秦始皇本纪》所引则为下篇,但经过了司马迁的增损。其中,《本纪》中"秦孝公据崤函之固"至"攻守之势异也"一段与《世家》重出,恐系东晋时窜入,非原本所有。

宋刊典籍中所见题衔考略

部分宋刊典籍中的题衔信息多可与正史等文献互证,且有能补正史之阙者,史料价值颇为重要。然各书题衔彼此之间亦时有齟齬,主要见于官衔、食邑数、食实封数等信息方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讹字、衍字、脱字等。研究者在利用这些信息时,应作谨慎的甄别。另外,结合各书题衔及校刻时间进行考察,可知宋代刻书具有“批量式”生产的特点,这有助于对典籍的校刻时间进行判定。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對《考文》古本的利用及其不足

阮元在《七經孟子考文竝補遺序》及《宋本十三經注疏併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中對《考文》古本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序》認爲古本可信,爲先唐寫本;《凡例》卻認爲古本可疑,當是采自《正義》《釋文》,且經山井鼎等篡改。通過對日本所存域外漢籍及敦煌《詩經》殘卷的考察,知古本當是出於六朝隋唐寫本之抄本,同時又經後人以刻本校勘,故時有出自《正義》及《釋文》之文字。因此,《序》與《凡例》之認識各得一端。但《凡例》以古本之局部缺陷而否定其整體,遂使其價值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頗爲可惜。又《校勘記》編纂時以《凡例》之説爲主,又時有從《序》者,致使體例不嚴,且因誤遵《凡例》説而使有關古本的校語多存瑕疵,實屬遺憾。

乌孙公主考论

在汉代和亲的公主中,乌孙公主最为知名。逯钦立先生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云“细君,江都王建女”(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册,第111页),可知认为刘细君即乌孙公主。许多学者亦主此说,如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赵敏俐先生的《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5页)等著作中,皆以刘细君为乌孙公主。但细考史料,知此说乃是一种习焉而不察的错误,真正的乌孙公主,实乃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