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没有毁掉一个市场的自由”——沈联涛先生访谈录

1998年12月8日,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先生在北京大学作了“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国际金融预警制度”的精彩演讲。演讲之后,沈联涛先生还就对冲基金、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香港金融市场的监管、大陆证监体制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国际金融预警制度

1998年12月8日,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先生应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教授的邀请,与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先生一道,莅临北京大学,为师生们作了题为“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国际金融预警制度”的讲演。沈先生不仅以G-22小组为主线详细介绍了其成立背景、任务、组织架构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还阐述了自己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亲身体会和独到见解。经沈联涛先生同意并亲自审定,本刊将讲演记录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重审监管

应该深入分析某些金融产品中的杠杆率和风险是如何跨越不同地区、机构和市场进行扩散的。

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制度与机制来应对企业破产、吸收损失,以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势如破竹：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的比重已经高达42%;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初创企业有三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每年的移动支付总额更是美国的11倍。但中国数字经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公司的最新研究《数字中国：赋予经济全球竞争力》指出,美国数字化程度仍比中国高4.9倍.

监管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上一次被视做洪水猛兽，是在1997年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责乔治·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操纵马来西亚货币，索罗斯则声称马哈蒂尔不懂市场。

安然事件六教训

与处理金融危机的成本相比，在监管上付出是值得的 5月25日，美国休斯顿地区联邦法院的一次宣判，标志着过去一百多年中美国最重要的公司丑闻之一——安然事件将要画上句号。

香港：非常之时用非常之策

由于有良好的监管和充足的资本。

金融市场和全球管理：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

本文运用从社会学、工程学和生态学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网络理论,来表明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无尺度的和不断进化的网络,并且为了能稳定运行,它具有需要网络式管理的关键特性。本文研究网络这一概念的定义、本质特性及其在金融市场的应用以及对监管的需求和国内国际政治的影响,使用网络分析考察当前的金融危机,并研究最近的金融监管及架构的改革,最后探讨政策对网络分析的影响。

需要全球财政体系

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全球监管的传统理念和模式。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有句名言：国际性银行可以作为全球企业存在，但其破产却将给某些国家带来影响，因为某些庞大金融机构的规模甚至超过主权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失效，而且没有适用全球监管的法律。

市场化政府崛起

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下时，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20年后，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系统，承担过量财政支出。

汲取白银教训

在解释中国近代经济衰落时，历史学家黄仁宇经常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清朝政府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缺乏理解与掌控，最终无法与西方世界竞争、抗衡。从本质上说，中国近代的货币政策（如果有的话）松紧程度，或多或少与当时的白银供求相关。事实上，自明朝以来，银本位就成为中国主要的货币制度。

探寻全球失衡根由

最近，有两个外国朋友问我，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创建一种世界货币的呼吁有什么看法。关于美元国际地位是否下降的问题，金融业人士已经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激烈讨论，而我这两个朋友并不是金融业人士，一位是医生，一位已退休，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由此可见，普通民众对这类问题也非常关心。

探究日元败因

目前，日本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其2008年GDP是4．8万亿美元，美国是14．3万亿美元。由于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净头寸（指外汇资产超过负债的部分）。2008年9月底，日本外汇总资产达到5万亿美元，外汇净资产为3．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拥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净资产却少于日本。

去蔽“透明度”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要求提高透明度以防止未来的金融危机。 历史很有趣。早在1998年10月，英国央行行长金恩和我共同担任22国集团（G22）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负责金融监管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旨在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架构。同时，有另外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稳固金融体系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历史在11年后再次上演，这一次是20国集团会议（G20）。

对照两轮失衡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T．S．Eliot）的著名长诗《荒原》中，有这么一句：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但是，今年的4月，似乎把春天的气息带到了股市，每个国家的股市都在上涨。悲观主义者说，这只是熊市中的反弹，不足以扭转市场大势。但是，对于在过去一年损失持续增加的投资者来说，股市暂时的反弹也是一个好消息。

从公地悲剧到公共治理

对于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各方面正在达成共识，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机构就是问题的源头。没有谁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适合评论经济。迄今为止，亚裔经济学家中惟一获奖的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但他住在剑桥。作为一名金融监管的实践者与学者，我将借鉴诺贝尔奖理论，对当前亚洲经济进行分析。

大话猴子救市

话说前文“看清猴子嘴脸”，讲述了一只猴子在香蕉王国经营香蕉银行的故事。那只叫“阿猿”的猴子创办了这个王国最大的银行，创造性地用香蕉叶子代表香蕉来流通，并且通过创新的金融工程，发明了香蕉抵押债券等新衍生产品。但是，由于人们过度消费，导致无法还款，香蕉银行出现大量坏账，面临倒闭风险，国王不得不召集大臣们商议该如何应对此次严重的危机。

从“亚洲工厂”到“亚洲服务”

刚刚从距广州30多公里的顺德回来。那里曾经是秀丽的僻静乡村，今天已变成繁华的工业区，工厂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可以说是整个亚洲经济的缩影。在过去几年间，亚洲各地建造越来越多的工厂，生产出廉价的产品，然后出口到发达国家。但是，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扩散到亚洲，亚洲人在担心，出口会进一步下降到什么程度。

审视储备货币得失

最近，一些学者在激烈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目前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因而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条件。我在前面两篇文章中，讨论了日元和欧元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一国主权货币而言，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有利有弊。首先，最明显的好处是铸币税，但是，在几乎零利率的世界中，铸币税的收益实际上很小。第二个好处是，储备货币国家能够集中全球的金融交易，创造更多商品贸易和服务。

迎接“不可想象”时代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一本书，书名叫《难以想象的时代》（哈契特〈Hachette〉出版社，2009年），作者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立即想到了雷默2004年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北京共识：对中国力量的影响力的理解”。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和约翰·桑顿共事，桑顿当时是高盛总裁，后来辞去总裁职务到清华大学执教，后来又担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