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阅读当代史档案的一些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档案产生于一个充满政治雄心与意识形态宏愿的国家,而它们自产生后便由一批职业档案管理者、学者所保管,包括如通知、报告、通讯、会议记录、统计数据以及数量多到超乎寻常的自传材料。这些记录对历史学家而言显得格外有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会轻易忽略那些在记录形成时束缚它们的条条框框。当我们阅读这些档案时,需要意识到这些档案本身便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只是供研究者研读的信息源。因此,在我看来,第一,若要使用档案,那就需要了解资料生产组织的档案加工过程及其基本常识;第二,档案本身便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象以至于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书写历史。

《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与有关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之观点在20世纪早期的形成

本文对乾隆皇帝回应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要求的"谕英王敕书"予以考察,该敕书常被解读为是清王朝无知和狭隘的象征。基于更为广泛的档案史料阅读分析,敕书中那段广为引用的引文并不代表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真实反应,乾隆主要是把此次事件看作一种安全威胁,而不是18世纪英国所担忧的礼仪问题。当该敕书在20世纪早期开始广泛流传时,英国人的观点又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学者。本文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陈垣、沈兼士、许宝蘅和其他那些利用清宫档案编辑出版了《掌故丛编》第一卷的学者身上,以及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创造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清朝叙事的蒋廷黻、邓嗣禹和费正清。考察该敕书是如何被解读的,显示了档案工作者作为历史共同创造者的作用,同时也展示出我们今天关于清史的许多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受到20世纪初中国政局动荡的影响。

“请捐一分钱给中国小朋友”:法国天主教圣婴会在中国(1843—1951年)

本文所考察的圣婴会是一个由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旨在中国拯救弃儿的慈善机构。分析圣婴会的档案,得以让我们将中国乡村穷苦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当前学界所感兴趣的全球史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圣婴会在筹款过程中,把工作重点放在渲染戏剧化的救援场景上,这样的画面是为了迎合法国现代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兴理念。然而,这种救援场景却与圣婴会在中国的工作现实相去甚远。由此来看,圣婴会的活动所反映出的,既不是观念从欧洲到中国的单向流动,也不是观念趋向一致的过程,而是远为复杂的互动,其中牵涉阶级和民族的区别,并且倾向于强化而非弱化迥然不同的家庭观念。圣婴会的活动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而且还折射出当今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的诸多面向,同样地,这些组织既要不遗余力地开展对其有利的公共宣传,又要顾及其力图改变的地区的远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修女亚松达的圣迹:反思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宗教医疗空间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经典叙述中,传教士扮演中心角色:他们引进生物医学技术,翻译教科书,在诊所中任职,兴建医院1。因此,正是传教士为科学思想体系和医学基础设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二者既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也增强了国家施诸公民身上的权力。医学现代化过程的中心是国家将其他形式的治疗手段视作迷信,加以摒弃。今日所谓的"传统中医"是个例外,经过转化,它的制度与功能都变得与西方医学相似2。如此,医学传教士的活动被整齐地划入大家熟知的两种类型:科学(传教士的医学活动)或宗教(传教士的福音传道)。

在具体时空中把握历史感——全球史视野下的地方近世史

近年来,全球史和微观史的视野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界的选题、研究与写作范式。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跨出民族国家的框架,描写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三个世纪的历史,由此揭示出全球史与微观史在某种意义上的互动。历史学家的时间感、空间感与历史中的个体时空感觉或许有着一定错位,如何摆脱由于后见之明所形成的框架和结构,重新理解和诠释历史中的个体,便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了从上述角度深入探讨当代史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呈现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邀请葛兆光、沈艾娣、刘永华三位学者,围绕时间与空间、微观史与全球史、文献与田野、仪式与社会等问题进行深度对话。经主办方授权,本刊将对谈精华择要发布,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