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跨文化传播的三点思考

在阅读有关跨文化传播资讯时，我常为“文化”与“文明”两词的涵义感到困惑。在英语里，culture（文化）和civilization（文明）似乎较易区分，在中文里则常易混淆。《辞海》里“文明”一词的释义有二：（一）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按第一义，文明与文化就混为一谈了。中国翻译者协会黄友义副会长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

对外传播的效果

笼统地说,我们的对外传播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工作能做到(或基本上做到)这几点,就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光是有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能对我们的实践起具体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对外传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功能,每种功能对效果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我心目中的爱老

我初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是在1953年调到《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工作之后。那时，他主要的工作在《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现名《今日中国》)，《人民中国》请他兼任改稿专家。1963年我调到《中国建设》，同爱老的接触多了起来。80年代以后，我翻译他的《宋庆龄一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突破封锁访延安》、《见证中国》和其他许多作品，又得到他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指导、鼓励和支持，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敬爱之情也随之加深。

理论研究：开展对外传播学的研究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继之以长达40多年的“冷战”。1927年，被称为西方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美国学者拉斯威尔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时年24岁)，后来成为西方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这本书的书名虽然用了“技术”一词，实际上是一本探讨理论的书，如他在1970年为该书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所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不是想‘抛开理论’，正相反，是想要发现适当的理论而作的一次试练。”

对外传播的效果

笼统地说，我们的对外传播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工作能做到(或基本上做到)这几点，就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光是有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能对我们的实践起具体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对外传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功能，

勤奋·基本功·使命感——陈日浓著《从雪域到海峡》读后感

陈日浓同志是我住对外刊物《人民中国》和《今日中国》(原名《中国建设》)30多年的老同事。他的新闻作品选集《从霉域到海峡》最近出版，我有幸先读为快，欣喜之余，也产生不少感想。

世界需要多样媒体——美国“新闻博物馆”观后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大特色是有众多高品位的博物馆，并且大多向公众免费开放。两年多以前开幕的“新闻博物馆”可以说是华府博物馆群体中的后起之秀。它的英文名称Newseum是把英文中news(新闻)和museum(博物馆)两词剪裁拼合而成，也是一种创新。华府一家中文报纸称它是“全世界唯一的新闻博物馆”，

爱泼斯坦回忆周总理

爱老回忆他最早对周总理有所了解和认识是在1936年10月斯诺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说,听斯诺的谈话,阅读这本书(《西行漫记》)的一些章节的手稿及看他拍的照片,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他们的言论、生平和性格,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不久,他又在阅读史沫特莱和新两兰作家贝特兰从西安写给斯诺的信中,了解到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时的爱泼斯坦还是一个21岁的青年新闻记者,在天津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在8月间受斯诺之托,帮助邓颖超等同志秘密离津经烟台去延安。

时代呼唤传播理论——杨正泉著《我与广播》读后感

沈苏儒同志的来稿向我们外宣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和盼望——加强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他在阅读了杨正泉同志的《我与广播》后,对杨正泉同志注重广播理论的研究深有感触,认为在我们对外传播系统缺乏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希望外宣工作者,不一定要工作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再去把自己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而应随时注意去做。我们《对外大传播》杂志,是外宣工作者笔耕的一块园地。我们响应沈苏儒同志的呼唤,注重传播理论的研究。同时,我们也要按杨正泉同志向我们提出1998年工作重点第九条时所指出的那样做:加强对书刊外宣传播理论的收集、选择、整理和出版工作,大力提倡和加强业务理论的研讨,并将其体现在《对外大传播》杂志的内容上。在此,我们也号召外宣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把你们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实践,上升到传播理论的高度。《对外大传播》将是你们的一个阵地,随时等待着您的来稿。

关于“宣传”的英语词

“宣传”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为“传达宣布”之意,如《三国志》中有“宣传军事”“宣传明教”,《北齐书》中有“宣传文武号令”等语。日本用古汉语中这个词来意译英语中propaganda 一词(日文中写作“宣伝”,音为senden),所以“宣传”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外来词”,收入《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高名凯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同不少外来词一样,它一旦被吸收入民族语言之后,含义逐渐有所演变。在现代汉语中,“宣传”一词的释义是:“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8年。)

一部“珠联璧合”的作品——读张彦著《爱泼斯坦》

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记者丛书”第一辑的11位传主中,爱泼斯坦可以说是最具特色的一位。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外国人,但他的那颗“中国心”的炽烈决不下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虽然到1957年才正式入中国籍,但可以说他早就是中国人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殊荣中可以得到证实。1985年,邓小平和邓颖超同志亲临祝贺他的70寿辰,当时在国外访问的胡耀邦总书记发来贺信,称他“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1995年。

旅美随感

我80年代几次赴美,都是参加代表团或出差,来去匆匆,并且大多是从“上面”看美国。1992年和1995年两次赴美则是探亲,时间稍长,又住在子女及亲友家中,所以能从“下面”看美国,感受颇不同。现拉杂写出,以就教于外宣同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宣事业蓬勃发展。以对美宣传而言,国际广播电台英文部在节目、时间、功率方面都有了提高或增加;

一位名记者的最后奉献──读《朱启平新闻通讯文选》

一位名记者的最后奉献──读《朱启平新闻通讯文选》沈苏儒在中国报业史上，三四十年代出了一批名记者，朱启平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夫人孙探微６０年代和我在《今日中国》（当时称《中国建设》同事，但我一直无缘认识启平。直到１９９２年夏天，我们才在美国相识。我和老伴...

懷念與祝願

我刊中文版(《現代中國》)創刊十週年紀念的日子就要到了。此刻,我書桌上放着的是愛潑斯坦寫的《宋慶齡傳》的厚厚一大疊英文原稿,我受他的委託,正在把這部巨著譯成中文。著名記者伊·愛潑斯坦曾和宋慶齡一起工作了四十年,現在還是我刊的名譽總編輯。宋生前在給他的信中曾表示,“幾乎所有自傳都免不了自我中心,所以關於我的一生還是讓我的可信賴的朋友來寫一本傳記吧。”他為了不辜負她的“信賴”,花了近十年功夫,才算完稿,全書內容非砐S富,篇幅很大,所以艾培(朋友們都愛這樣稱呼他)曾用他那渾厚親切的聲音在電話裏對我說,“真是的,給你添了那麼重的負擔?蔽一卮鹚?“

真实报道:《今日中国》的传家宝——写在《今日中国》创刊五十五周年之际

《对外大传播》计划组织一批稿件，记录中国外文局各种出版物的业务经验，这是很好的设想，也就是继往开来吧。在谈到《今日中国》的经验之前，先说三句话。第一句和第二句都是外宣老领导朱穆之同志的话。他说：“外宣工作是朝阳工作，前途无限，前景广阔。”他又说：“做宣传工作就要看对象，内宣和外宣不同就是对象不同嘛。当然，内宣和外宣有不少是相通的，这应该承认。但是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嘛，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嘛，怎么可以在宣传上不分内外呢？”

一篇宝贵的教材

《参考消息》今年6月22日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由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司马达撰写的一篇题为《纪思道的中国观》的文章。纪思道是美国《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曾先后任驻香港、北京和东京的首席记者,对中国和亚洲问题颇为了解。司马达的文章对纪思道的中国观及其演变,作了介绍和分析。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写了如下的概括:“纪思道既非中国的敌人,大概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亲中国的朋友。他的可取之处是观察中国从事实出发,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只求从事实中得出结论。从他对中国事务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中,中国也应该得出某种结论。

对外传播的效果

笼统地说，我们的对外传播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工作能做到(或基本上做到)这几点，就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光是有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能对我们的实践起具体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对外传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功能，每种功能对效果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让心灵之桥更加通畅

《今日中国》中文版创刊25年了，我作为曾经参与创办工作的一员，看到它成长，看到它前进，欣慰之情，难以言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