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解博物馆的“娱乐性”——免票政策与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博物馆教育

通常，我们认为博物馆具有收藏、研究、教育的三重功能。诚然，中国目前的很多博物馆仍然停留在以“仓库”功能为主的收藏阶段，但部分客源丰富，硬件优良，知名度高的大博物馆已经具备条件，应以教育为新的核心任务。2008年国家实行免票政策以来，虽然总体的观众数量激增，但是个体观众，也就是非旅游团性质的观众，并没有显著增长，陈列质量与营销手段取代了门票价格，成为制约博物馆发展的新瓶颈。门票曾是为区分“大众”和“小众”的门槛，现在门槛消失了，政策扶持加大了，我们该如何探索新的研究点，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超连通度,社交媒体与博物馆的身份危机——线上知识经济热潮中的博物馆公众策略

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指出了通信科技与博物馆公众策略之间的联系。本文旨在冷静分析近年来文博行业对社交媒体的热烈应用,通过区分连通性和连通度两个概念,明确博物馆无可替代的行业优势。本文指出,博物馆应当冷静善用社交媒体,依托核心资产—场所、展品和社会联系,稳步推进公众策略。博物馆想要在线上知识经济的冲击下继续保持活力,就必须调整打造以市民为本的横向资源体系。

博物馆里的科技、时间与历时性——叙事式科技观和我国科技博物馆的新使命

西方科技博物馆在两次变革中调整了科技与时间的关系,科技的历时性在科学中心的呈现中普遍缺失。科技与时间的脱钩是欧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因为科技本身所具有的恒定性。我国科技博物馆的使命应当立足于本土条件与现实需要,在吸收科学中心优势的同时,着力将科技与时间统一起来,采用叙事式科技观,展示科技的历时性变化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度。

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这是一篇对过去十年全球聚落形态考古的综述和回顾。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聚落考古已经走过了约60个年头,并已成为全球考古学家田野发掘和研究的基础。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视野也不断提高和拓宽,为一个区域里社会复杂化和文化演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得真正的历史重建成为可能。虽然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世界各国发展尚不平衡,但是就目前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目前这一领域的现状,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印象:第一,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已经超越对个别大型或典型遗址进行选择和发掘的思路,进而关注整个区域大小各类遗址的时空特点,将这些遗址看作是人类行为和各种活动的反映,进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在整个区域里的历史变迁。第二,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分析不再以器物特征和类型学为导向,也不再以考古学文化的分辨和命名为目标,而是着眼于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地貌特征、资源分布、人口规模、技术工具、经济形态、流动与贸易、社会结构乃至宗教意识。分析考古现象也注重于人地关系和社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此了解环境对人类适应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利用、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兴衰或轮回,并了解社会为何能够进化到文明或国家以及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第三,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强化,世界各国对主动的考古发掘都有所限制,开始将田野工作纳入文化资源保护的进程中去。而聚落形态研究能较好地将抢救性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结合起来,使各种从抢救发掘中获得的不甚系统的资料整合到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框架中去,以弥补主动发掘不足所造成的欠缺,并能够以聚落形态分析的价值来评估和保护地下考古资源。从本文中可见,作者对中国聚落考古的进展也做了积极的评价。然而从总体而言,这种采用国际上通行理念和方法的聚落形态研究在国内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我国的广大田野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提高我国的聚落考古水平而努力。(陈淳)

考古学与民族学视野中的酋邦

我们在2007年第4期介绍了厄尔的《酋邦的演化》,本文是他时间更早的一篇重要综述,回顾了自1960～1980年代酋邦研究的进展。自塞维斯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进化类型来描述社会一般演化的模式之后,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并成为新考古学社会发展通则性阐释的基点。塞维斯的酋邦定义是立足于波利尼西亚民族学的观察,提出酋邦是由于不同环境里的定居社群在一种交换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复杂社会结构,而交换过程中的再分配作用使得一些首领成为酋长。之后,塞维斯的这一概念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人为定义的社会类型静态概念难以表述动态的社会发展和这类社会的多样性,有人认为酋邦起源除了再分配之外,可能有更广泛的动力机制。本文就对这些看法进行了评述,提出虽然酋邦概念受到批评,但是它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仍然十分有用。厄尔首先对酋邦的科学定义作了表述,然后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总结了酋邦的形成机制和基本特点,认为酋邦的经济或金融系统基本可以分为产品经济(Staplefinance)和财富经济(wealthfi-nance),前者是对粮食生产的控制,而后者是对奢侈品的控制,但是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酋邦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对生产资料控制和劳力调遣、军事征服以及意识形态的神权性质来实现。文章对酋邦的神权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意识形态特点的三种表现,一是巨大纪念性建筑赋以酋长以神授的权力,并将这种权力与宇宙秩序联系起来;二是用奢侈品来凸出酋长神授的地位;三是酋长军事地位的象征性,并将这种军事权力来强化其一般权力。(陈淳)

世界考古学展望

特里格教授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世界考古学的展望,不如说是对考古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深刻思考。他对考古学家的主观性、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考古学阐释的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考古学虽然是一门凭材料说话的实证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和历史重建不可避免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与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阶级立场乃至个人偏好的左右而浑然不觉。因此,对考古学材料的阐释方式在世界各国会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共识。对新方法的态度虽然也会因研究领域和学者观念的不同而异,但是只要是能增进我们了解过去的方法,最终会被大家所青睐。由此可见,接受新理论要比采纳新方法明显困难得多。特里格也探讨了考古学材料的局限性,第一,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考古学家必须用间接方法从物质遗存来破译人类的行为;第二,考古材料的废弃特点和不完整性会严重影响到信息解读和历史重建;第三,从考古材料来推断人类行为普遍存在一种递增的难度级别,即研究技术经济较易,研究社会结构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尽管存在这样的难度,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努力去透物见人,那么这门学科就将一事无成。而且,考古学发展虽然有赖于材料的积累,但研究方法的积累和精进比材料的积累更重要,这是因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老方法和旧材料来解答了。特里格认为,考古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社会演变提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种阐释会因各国学者信奉不同理论而异,但是它们必须接受事实和材料的检验。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及材料的积累,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最终会成为促进研究的动力。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会对考古学的不同阐释作出最终的评判。

生活污水系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形成——兼论公共卫生研究中的现代性误区

1883年自来水厂建成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度默许住户安装水厕,后基于卫生考量于1906年明令禁止私装水厕。20世纪初,沪上建筑风貌大变,该禁令无以为继,最终在1915年麦边大楼一案中宣告终结。此后,工部局内部对粪秽处理方案无法达成共识,不得不重金聘请海外专家为生活污水系统绘制蓝图,并于20年代斥巨资建成。在近年来公共卫生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囿于现代性话语,将不洁与卫生对立起来,只重西方卫生技术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摩擦,却无意解释其被采纳的过程。生活污水系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形成证明,公共卫生之改良并非始于"现代性"观念,而是本土地情舆情与国际科学技术进展交互作用的结果。

社交媒体常态化与选举政治——2016年美国大选的两种数字媒体策略

社交媒体在选举政治中的角色已与2008年时多有不同,本文提出常态化的概念,避开传统误区,以行业视角观察社交媒体的发展态势,理解其对美国选举政治所施加的真实影响。社交媒体常态化为数字新闻媒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传统媒体信誉度的动摇则为特朗普挑战建制派的数字媒体策略营造了舆情;同时,社交媒体常态化使用户信息的集中化管理成为趋势,科技人员在政界和商界的流动使集中化管理也逐渐应用于选民信息,大数据因而成为希拉里数字媒体策略的技术重头。

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

技术民族主义原指20世纪美日科技竞争中的保护主义举措,后用于描述非西方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技术发展道路。此概念存在双重标准:对西方国家,它回避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相互构建,掩盖了技术价值负载的一面;对非西方国家,它强调技术与文化的对立,含有极易引发保守和孤立的歧视性前提。人工智能领域见证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即美国以文化对抗为前哨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信息技术深受控制文化影响,其渊源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多有矛盾,所谓“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无法成立。全球业界应多以技术问题寻求共识,而非以民族文化区别彼此,中国亦应审慎对待国内外技术民族主义思潮。

从动手实践到行业实践--技术史视野下科学中心到科学博物馆的转型

"实践"概念历经多重演变。在哲学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理解超越了理论—实践二分法,将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其他多门学科也都已揭示科学实践中主体及其利益具有多元性。但今日科学中心仍然避重就轻,注重教具式动手实践,淡化科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国科技类博物馆的起源与行业实务紧密相关,清末民初博览会展中的实践是技艺、知识、产业的三者统一,当下激烈的科技竞争要求博物馆再度凸显实践内涵的整体性。科学中心需要借鉴技术史的学科方法,展现技术及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重拾劝工劝业精神,助力学历型教育向技能型教育的转型。

美国技术史学科的建制形成与地域特征

美国技术史学科的诞生与工程学教育大有关联。高校基于工程师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地位培育其职业意识,早期偏向精英化路径,20世纪中期转而依托以科技为主线的人文观,这一融合为技术史学科及其学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工程学对美国技术史学科的人员构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认识论都影响至深。学科始终关注与社会广泛相关的工程系统,进而基于美国“适应、改良、应用”欧洲技术的历史路径,发展出以域境主义为特征的技术史叙事策略,并在当代出现细分化、全球化、社会史化等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