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这是一篇对过去十年全球聚落形态考古的综述和回顾。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聚落考古已经走过了约60个年头,并已成为全球考古学家田野发掘和研究的基础。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视野也不断提高和拓宽,为一个区域里社会复杂化和文化演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得真正的历史重建成为可能。虽然聚落考古的实践在世界各国发展尚不平衡,但是就目前所取得的进展来看,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根据目前这一领域的现状,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印象:第一,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已经超越对个别大型或典型遗址进行选择和发掘的思路,进而关注整个区域大小各类遗址的时空特点,将这些遗址看作是人类行为和各种活动的反映,进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在整个区域里的历史变迁。第二,聚落形态研究使得考古分析不再以器物特征和类型学为导向,也不再以考古学文化的分辨和命名为目标,而是着眼于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地貌特征、资源分布、人口规模、技术工具、经济形态、流动与贸易、社会结构乃至宗教意识。分析考古现象也注重于人地关系和社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此了解环境对人类适应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利用、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兴衰或轮回,并了解社会为何能够进化到文明或国家以及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第三,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强化,世界各国对主动的考古发掘都有所限制,开始将田野工作纳入文化资源保护的进程中去。而聚落形态研究能较好地将抢救性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结合起来,使各种从抢救发掘中获得的不甚系统的资料整合到区域聚落形态研究的框架中去,以弥补主动发掘不足所造成的欠缺,并能够以聚落形态分析的价值来评估和保护地下考古资源。从本文中可见,作者对中国聚落考古的进展也做了积极的评价。然而从总体而言,这种采用国际上通行理念和方法的聚落形态研究在国内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我国的广大田野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提高我国的聚落考古水平而努力。(陈淳)

考古学与民族学视野中的酋邦

我们在2007年第4期介绍了厄尔的《酋邦的演化》,本文是他时间更早的一篇重要综述,回顾了自1960～1980年代酋邦研究的进展。自塞维斯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进化类型来描述社会一般演化的模式之后,引起了学界热烈的讨论,并成为新考古学社会发展通则性阐释的基点。塞维斯的酋邦定义是立足于波利尼西亚民族学的观察,提出酋邦是由于不同环境里的定居社群在一种交换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性复杂社会结构,而交换过程中的再分配作用使得一些首领成为酋长。之后,塞维斯的这一概念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人为定义的社会类型静态概念难以表述动态的社会发展和这类社会的多样性,有人认为酋邦起源除了再分配之外,可能有更广泛的动力机制。本文就对这些看法进行了评述,提出虽然酋邦概念受到批评,但是它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仍然十分有用。厄尔首先对酋邦的科学定义作了表述,然后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总结了酋邦的形成机制和基本特点,认为酋邦的经济或金融系统基本可以分为产品经济(Staplefinance)和财富经济(wealthfi-nance),前者是对粮食生产的控制,而后者是对奢侈品的控制,但是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酋邦的政治控制主要通过对生产资料控制和劳力调遣、军事征服以及意识形态的神权性质来实现。文章对酋邦的神权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意识形态特点的三种表现,一是巨大纪念性建筑赋以酋长以神授的权力,并将这种权力与宇宙秩序联系起来;二是用奢侈品来凸出酋长神授的地位;三是酋长军事地位的象征性,并将这种军事权力来强化其一般权力。(陈淳)

世界考古学展望

特里格教授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世界考古学的展望,不如说是对考古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深刻思考。他对考古学家的主观性、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和考古学阐释的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考古学虽然是一门凭材料说话的实证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材料的解释和历史重建不可避免会受到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与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阶级立场乃至个人偏好的左右而浑然不觉。因此,对考古学材料的阐释方式在世界各国会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共识。对新方法的态度虽然也会因研究领域和学者观念的不同而异,但是只要是能增进我们了解过去的方法,最终会被大家所青睐。由此可见,接受新理论要比采纳新方法明显困难得多。特里格也探讨了考古学材料的局限性,第一,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考古学家必须用间接方法从物质遗存来破译人类的行为;第二,考古材料的废弃特点和不完整性会严重影响到信息解读和历史重建;第三,从考古材料来推断人类行为普遍存在一种递增的难度级别,即研究技术经济较易,研究社会结构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尽管存在这样的难度,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努力去透物见人,那么这门学科就将一事无成。而且,考古学发展虽然有赖于材料的积累,但研究方法的积累和精进比材料的积累更重要,这是因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老方法和旧材料来解答了。特里格认为,考古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社会演变提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种阐释会因各国学者信奉不同理论而异,但是它们必须接受事实和材料的检验。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以及材料的积累,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最终会成为促进研究的动力。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会对考古学的不同阐释作出最终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