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沙叶新这个人(之一)

沙叶新?何许人? 哦,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莫名其妙地列入《世界名人录》的名人?报刊上常见到你的文章,舞台上常演出你的剧作,常有人请你开会,请你讲话,请你签名,请你题词,请你赴宴,请你合影,还请你出国。近几年,你真是春风得意,风头出足,有很多记者采访你,有不少的文章吹棒你,说你从小是神童,长大是天才,写作如何之勤,知识如何之博,如今在政治上是多么地爱党爱国,艺术上是多么地出类拔萃,还说你夫妻恩爱,家庭幸福,性格幽默,坚强正直,甚至连面色红润也提到了,只差没说你“质量可靠,负责三包”了。而阁下你自己怎么想的呢?你表面谦虚。

壮“痔”凌云

壮“痔”凌云□沙叶新一日，在报上看到一则痔疮新药的广告，广告用语四个大字“痔者必得”，非常醒目。这则广告用语和卖鸡的“鸡不可失”、卖衣服的“百衣百顺”、卖热水器的“随心所浴”等广告用语同属一类。对此，教育界人士颇为反感，担心容易诱发学生产生别字，误人...

对话——一次愉快的精神散步

沙叶新总是这样忙忙碌碌,入不敷出地使用着他的时间。自从他上任院长以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接二连三地上演了《W·M(我们)》、《马》、《中国梦》,在戏剧界释放了一个又一个霹雳,而他自己又冷不丁地抛出《寻找男子汉》,竟使观众云集而来,创下了连演百场不衰的纪录,着实让剧坛骚动了一番。然而如果你想约他聊点什么,那十有八九这仅是一个奢望而已。因为永远有事情缠绕着他,身不由己,很少抽得出空来。一个炎热的上午,他爽快地答应了约时间作广泛交谈。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频繁地电话往来,终于把时间安排妥帖。尽管我们的谈话不时被突如其来的事所打断,然而那天下午,沙叶新的确谈锋很健,愉快且自由。与我们作伴的,还有一只卟卟作响的吊扇。话题嘛,自然是离不开戏剧——

为何“天下相率为伪”

朱鎔基视察《焦点访谈》赠言被更改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写得出,说不清

写完一个剧本,最怕别人问:你为何又是怎么写这一剧本的?你在剧中想表达什么?你的创作意图何在?你写此剧有何经验?等等。据说托尔斯泰也被人问过这类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些问题我全都写在小说里了,要不,我再从头至尾念一遍给你听吧. 我当然不是托尔斯泰,不能如此搪塞;我只能有问必答。

尘埃落定说《红灯》

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千百国,有哪一个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又有哪一个年代像中国1966至1976那一疯狂的年代?自有人类以来,自有戏剧以来,不论关汉卿的剧,还是莎士比亚的剧,又有哪一出剧能像20世纪中国的那一疯狂年代的那一个红得发紫、红得发烧、红得发烫、红得发疯的京剧,能家喻户晓,能名满神洲,能传遍天南地北,能传唱亿人之口?曾几何时啊,几乎无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词,几乎无一人没听过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篮小卖",男女老少"谢谢妈",举国上下"听奶奶讲革命",神州大地"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全民普及,这样的深入人心,非亲身感受、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思议;证之于中国及世界艺术史,史无前例。

文艺呀,你为什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始终未能摆脱对政治的依傍。政治惯于兴风作浪,而文艺从来便是弱不禁风,若将文艺硬和政治绑在一起,文艺就难免灭顶之灾。我国数十年来一直奉为金科玉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使得文艺在政治风浪中或者成为殉葬品、替罪羊,或者当打手、做帮凶。多少作品被棒杀,多少文艺家被批斗,莫不和这政策有关。当然,这一政策也培养了一批文阀、“左”爷、二丑和鹰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废弃了这一极左的政策,另行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二为”

访台日记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晴。 二十三时四十九分于台北环亚大饭店六三0室。 早晨还在上海,晚上就到了台湾,真象做梦一样。如今我坐在台北市五星级的环亚大饭店六三0室写字楼前,仍然有点不相信我是来到了台湾。今日五点就起床。每次出远门,总是心绪不宁,怕动,怕旅行,怕打乱惯常的生活秩序,可是这次去台湾倒是异常兴奋,也说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兴许是第一次去那里。

《老树与孤女》震撼我

连电影片予都少有人看了，谁还有兴致去看电影剧本？我看了，看的是长影厂主编的《电影文学》一九九一年六月号上刊登的《老树与孤女》。这是此剧作者徐频莉硬叫我看的，她说：“沙老师，看看吧，绝对的棒！”她总是那么自负，文章绝对是自己的好，我听她讲多了，并不以为然，所以剧本拿来后一搁经旬，始终未曾拜读。

民样文章

九十年代以来,戏剧越来越不景气,每况愈下。前几年上海某话剧团演出一出话剧,台下只有七个观众,演戏的比看戏的人多。这无论如何不是好现象。但在剧团内部却完全相反,倒是"看戏的"指手划脚,光说不做。不少政府部门和国有单位也如此,国务院各部委曾经是:部长一走廊,局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科长没处站,统统上了房。显然也是"看戏的"比"演戏的"多。

写《马克思“秘史”》所想到的——戏剧创作断想之四

神化与平庸化在政治上破除了个人迷信之后,如今的观众已确实讨嫌在舞台和银幕上出现过的“圣像式”的领袖形象了,编剧们也终于明白剧本中对领袖的神化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异化。于是,凡是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戏剧和电影作品都开始注意要把革命领袖写成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以前在作品中领袖的手只能“挥巨手”,只能振臂高举,只能指挥千军。于是山摇地动,万众云集,场面煞是壮观。如今领袖的手也能在舞台和银幕上或持锅铲炒菜,或执鱼竿垂钓,或举棋子对弈,甚至也能抚摸自己爱人的肩头了。

中国人的这张嘴

食,性也,人之大欲存焉。所以伽利略在地牢里大啖肥鹅,瞿秋白就义前还想到中国的豆腐真好吃。虽然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但如将这两位中外名人作一比较,还是有所高低。后者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吃,可见食欲之强,好吃之甚!由此可推知,论经济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论吃喝中国则是发达……不,是极为发达的国家。中国的足球冲不出亚洲,中国的菜肴却走向了世界;踢不过你,可吃得过你,一样能为国争光!中国确实是吃的大国,吃的王国。中国人的"mouth"是"冒死",什么都敢吃;中国人的胃是大无畏,

民样文章

90年代以来,戏剧越来越不景气,每况愈下,前几年上海某话剧团演出一出话剧,台下只有七八个观众,演戏的比看戏的人多,这无论如何不是好现象。但在剧团内部却完全相反,倒是"看戏的"比"演戏的"多,而且"演戏的"累死累活,光作不说;"看戏的"指手划脚,光说不作。不少政府部门和国有单位也如此,国务院各部委曾经是:部长一走廊,局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科长没处站,统统上了房。显然也是"看戏的"比"演戏的"多。因而朱总理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使"看戏的"减少,让"演戏的"增多,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剧团也如此,前几年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进行体制改革,紧缩编制,竞争上岗,也大大提高了艺术生产力,争取了很多观众。我们剧团里的所有编剧,也在剧团的这次体制改革中从全养变成了半养或不养。

人类的健康

仅就身体而言,人在自然界的生物和非生物中都算不得是经久耐用的,力气没老虎大,寿命没乌龟长,身高不及一颗树,坚硬不如一堵墙。人,貌似强大,实则虚弱;说什么万物之灵,实则是最易衰朽。刚出生,就需要襁褓呵护,小心伺候;一到老,便会耳聋眼花,百病交集。风敢刮他,雨敢打他,蚊子敢叮他,蚂蝗敢咬他。好多人都是蒲柳之质,一着凉就感冒,一受热便中署,一块拳般大的石头能把人头砸个大包,一个小小的病菌能让性命彻底报销。世间万物。

我以笑声悼阿朱

阿朱是我们剧院的演员,她诚挚热情,是个好人,可她死了。阿朱的丈夫是我们剧院的灯光设计,忠厚善良,也是好人,也早于阿朱死了。阿朱的丈夫姓庄,是乒乓球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的二哥,我们都叫他庄老二。他们夫妇都有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大口大口喘气,十分怕人。如果庄老二哮喘发作,阿朱也常被诱发,反之亦然。夫妇俩人同病,服的也是同一味药,有时看病只要一个人去就行了,拿来的药相互都能吃。我们曾为他们的病和药写了副对联,后来我又将这副对联大大的修改了,上联是:"夫也喘,妻也喘,同呼吸,彼此搏斗。"下联是:"公此药,婆此药,共甘苦,始终一味相投。"

回归之后都没变

去年7月,我和妻子从美国回来,飞抵香港。吴正兄接机、留宿、赏饭、伴游、解衣推食,盛情可感。26日夜晚又请我们夫妇在丽晶酒店喝咖啡。丽晶酒店在维多利亚海湾的九龙一侧,我透过咖啡厅的巨形玻璃墙面,欣赏对岸的香港夜景,火树银花,辉煌灿烂。如仙境,似梦幻,如此良夜,美得令人心醉。但最让我眷注的还是对岸正在加紧施工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新翼,那可是举世瞩目的地方,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的政权交接仪式便要在那里举行。可回归之后的香港将会怎样呢?能否真的50年不变呢?这是那晚我和吴正先生的中心话题。这个话题在当时并不轻松。吴正在香港已定居20年,他是成功的经济人,也是优秀的文化人,因此除了关心回归之后的香港经济能否长期繁荣稳定之外。

六十年的嘱托

近百年来,炎黄子孙,海峡两岸之间,对两位历史人物最少争议,有口皆碑,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一位便是蔡元培先生了。他们两人虽然誉满天下,但谤未随之,这在政治派别对立、价值观念多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算得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