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益与政府权力的嵌合困境及其链接方略——以合村并居为视角

合村并居是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的方式之一,对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显著意义。当前,因为上位法供给的短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维持、传统乡土格局的破裂、村民权利保障的忽视等显性问题使得合村并居的实践难以为继。地方政府权力与村民权益的嵌合是合村并居有序推进的关键。但嵌合的实现不仅是上述问题的妥善处理,更重要的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革新。“三治合一、自治为先”的治理模式要求在公共权力的纵向分配中,要搭建政府—村民间的自治平台。通过体现村民意志的自治平台实现地方政府—村民间的良性互动,以期推动合村并居乃至乡村振兴的有效开展。

法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央政府专职机构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建制与职能的视角

《昆明宣言》的通过开启了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篇章,也彰显了中国政府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责的决心与毅力。与中国相比,法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有着更为长久的历史。经过长期的法律演化与机构改革,法国于2020年组建了中央层级的专职机构—生物多样性办公室(OFB)。该办公室主要职能是统筹法国全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OFB不但在组织体制、运行模式、现实成效、实践经验上具有显著优势而且在实现国际条约中所要求的发挥政府职能方面效果突出。法国的OFB模式与我国机构改革目的具有相似性。并且OFB在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效率、实现部委机关及中央-地方间的职责协同方面亦具有显著优势。借鉴法国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落实政府的职责提供启示与借鉴。

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证成与现代化构建——以西南地区民族生态文化对生物资源的保护为切入

生物资源保护目标的落实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伟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西南地区以物种资源丰富和民族文化繁多而闻名于世。在历史进程中,西南地区诸民族的生态文化与生物资源保护之间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恐惧与崇敬,西南先民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信仰。在万物有灵论的推动下,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万物同源观造就了西南各族同胞对万物和谐共生的认知。现代化前端的西南各族先民或以拟制血亲或以宗族信仰或以礼法制度维护着人与自然万物间的生态平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下,证成民族生态文化中对生物资源保护的时代价值并寻求其现代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实为必要。

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性保障--以中外乡村自治为切入

我国农村的基层自治制度是保障乡村振兴顺利实现的基本制度安排。环顾世界,以美、法为主的发达国家为实现各自的“乡村振兴”都重视发挥基层自治的功能。中、美、法三国为现实乡村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都选择了“政策倾斜+制度保障”的模式。其中,美国注重乡镇自治的功能现实进而支持农村发展;法国强调对乡镇自治精神的尊重并侧重基层治理模式的改革。我国虽也重视基层自治对乡村发展的结构性保障,但在功能发挥层面较西方主流国家仍略有欠缺。因此,以欧美乡村自治经验为蓝本,立足国情,可以为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革新和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范式指引。

数字版权保护:挑战与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迅速崛起,版权领域迎来重大变革。新的版权载体形式出现,催生数字版权这一新概念。和传统版权相比,数字版权将有益于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保障数字作品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如今,数字版权保护已成为重要论题,作为新兴事物其面临诸多挑战,数字版权保护难度大,数字出版侵权和盗版问题屡见不鲜,在法律规范以及技术管理规制层面仍存在缺陷与不足。为此必须对既有数字版权保护模式进行变革和调整。在立法上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数字版权的保护,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更为清晰明确的版权管理体系,立足国际版权保护立场,加强对跨国数字版权侵权和盗版的打击,并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数字版权保护。

公权力主导下失信惩戒的界定与法律分析

近年来,法院为有效地解决执行难问题颇费周章,即生效的法律文书无法得到积极妥善的执行。为解决这类问题建立失信责任制度势在必行。但当前对于失信行为引起失信责任的定义、分类、性质、责任主体、法律权限、责任边界尚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在对上述问题研究的同时,厘清失信责任制度框架,并且探究在公权力机关主导下,私权利主体对于建设信用社会的作用与途径。

“共同决定+条例”:跨省际河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范式研究

赤水河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典型的跨省际河流,它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三省虽多次提起生态治理合作,但源于赤水河流域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致使合作难以开展。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推动下,云贵川三省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方式构建了协同治理的合作基底。通过地方权力的主动行动搭建了“共同决定+条例”的法律框架。这不但成为全国首次的省际跨流域立法协同,还实现了流域治理的准区域法治、制度法定和流域管理体制强化。顶层制度的完善推动流域内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协商沟通机制,形成“协商+科层”的事项处理体系。新生的制度需要持续性地优化,其中协商机制的权威性建设不足、企业主体生态参与方式的欠缺需要通过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优化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