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为乡村振兴赋能——以地方“乡村网红”为例

“网红经济”作为新时代数字经济一种新的外显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整体发展方兴未艾。对乡村社区“网红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参与观察研究,分析其发展特征,“网红经济”的本质则是“网红”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粉丝”群体的支持与助力来完成流量变现的全过程,从而将“虚拟”的超高人气转化为实质的经济收入。从乡村振兴的视域出发解析宁夏乡村“网红”及走红的主要原因,从而透析出“网红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深入探究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借力于“网红经济”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赋能。

乡村回族社区“人情”文化变迁研究

"人情"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礼物"馈赠又是"人情"表达的有效方式。本文拟从"人情"表达方式的"礼物"之嬗变和"人情"圈的变化为切入点,来探讨乡村回族社区"礼物"—"人情"—个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网络三维一体隐型文化结构及其变迁。

历史过程与群体记忆——伊犁回族百余年迁徙史的人类学调查

回族移入伊犁的历史已持续百余年,他们行走在新疆与内地之间。他们的迁徙历程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关于这个群体,移民资料罕见,通过他们的群体记忆,挖掘了大量发生在迁徙路上的"故事",不仅为探寻这段迁徙路提供了佐证,而且有助于当地回族历史过程的建构。

从中国回族的形成看新疆伊犁回族的源流问题

中国回族历史悠久,族源成分复杂。本文以元明清三朝为时间跨度,以中国及新疆为研究空间,结合新疆及相关历史资料,探讨伊犁回族源流的问题,认为伊犁回族主要源于内地。

新疆伊犁回族社会关系重构研究

人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社会再造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人的社会资本。移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重构,是移民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伊犁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回族在这个移民社会中,通过三种模式不断地重构其社会网络关系:一是自清末以来,内地回族人在"亲串亲,邻串邻"的模式下,不断迁移到伊犁,移植故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了"亲串亲,邻串邻"模式的社会关系;二是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建构了婚姻模式的社会关系;三是交接朋友,在新疆伊犁地区回族之间玩着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资本,即"玩恰依",建构了回族内部朋友模式的社会关系。

口述历史:在田野中追寻回族的迁徙之旅——基于新疆伊犁的调查

口述历史是从民族学或历史人类学视角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新方法和手段,它填补了学术界关于民族文献记载的空缺与不足,新疆伊犁回族口述史的研究,是一种抢救性的研究工作。本文以对"迁徙的第一代先民"、"迁徙原因"、"迁徙过程"和"落户"等方面的记忆为口述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认为通过在田野中发掘一些身后的"活"的回族历史,为我们研究新疆回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鲜活和珍贵的材料。

西北回族社区“尔麦里”研究

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社区一个特定的社会化"存在",以"尔麦里"仪式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流传于世,给解读与理解回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尔麦里"仪式是回族社区一种伊斯兰宗教行为文化符号,也是回族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实践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对回族社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对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结构的影响——基于伊犁ZKT村落的调查

民族经济是内嵌于民族"小社会"中的一种文化传统,并伴随"大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哈萨克族经济文化类型从单一的游牧型逐渐向多元的现代型转变,对其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较为突出,尤其表现在婚姻家庭结构方面的变化。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折射出哈萨克族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社会图景。

从“区域”到“整体”:回族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思考

目前,回族历史研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一是受传统史学研究的影响,研究材料主要依赖于文献资料,缺乏对民间资料的重视;二是受回族分布格局的影响,区域性特点鲜明;三是受学科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文化的地域性和区域历史的特殊性,是回族历史研究不能忽视的两个方面。突出区域文化在回族历史研究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在加强回族区域历史"文本"书写的同时,注重回族史研究的整体建构,是回族历史研究应有之义。

新疆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探析——基于“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适应模式

少数民族通过两种模式来完成城市文化适应,一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少数民族移居城市而发生的文化适应;二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城市文化适应,也就是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分析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讨论农牧区哈萨克族的城市文化输入及适应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哈萨克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西北回族社区婚姻文化变迁的思考——以宁夏固原H村为例

回族婚姻是回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鲜明文化符号,具有民族宗教和地域性特点。受现代主流社会的影响,传统的回族婚姻文化发生了变化,一些反映回族地域性的婚姻文化符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变化,折射出了回族社区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新疆哈萨克族文化模式探究

文化模式是研究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哈萨克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结构统一、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在凝聚哈萨克族群、维系哈萨克族认同、增进哈萨克族感情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新疆哈萨克族经济文化模式、居住文化模式、饮食文化模式、教育文化模式、制度文化模式等,在国家"大传统"和本民族"小传统"之间准确地把握本民族的发展方向,在适应"大传统"的过程中,并没有舍弃"小传统"。

“时间”形塑的文化符号——新疆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研究

因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宗教派别(门宦)的多样性,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回族内部一种普遍性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内部还有"时间"认同。综合起来,当地回族身份认同大体上由此三类构成。前两者与内地回族内部认同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后者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认同形式———"老新疆"与"黑户儿",其为因"时间"而形塑的移民文化符号,并成为"你""我"之间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

“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刍议

"民族走廊"已成为我国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带来了较大影响。基于民族走廊理论背景,提出"河西-山北回族走廊"的概念。从"河西-山北回族走廊"内回族分布环境的多样性、回族"流动"历史的悠久性、回族"流动"的特殊性、回族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去认知"河西-山北回族走廊",认为其具有从整体上去理解西北回族"一体多元"和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空间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突厥语对伊犁回族语言文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新疆伊犁回族在以汉语为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也使用突厥语。突厥语对伊犁回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说明,在多民族地区语言的"借用"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适应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翻译民族”与“文化桥梁”——伊犁回族教育变迁的民族学研究

伊犁回族教育的变迁,不仅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轨迹,而且折射了少数民族教育变迁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诠释了回族在全国各地不同文化空间中的教育适应问题。当地回族教育的"社会效应"远不及内地,但回顾百年历史过程,其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文化空间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在当地,回族被称为"翻译民族",其后还隐藏着另一种符号——"文化桥梁"。梳理和解析伊犁回族教育变迁,有助于我们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全面认知和把握。

新疆哈萨克族游牧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在我国,哈萨克族历来以游牧社会文化为主,至今已延续上千年的历史。社会文化转型是哈萨克族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顺应"大历史"变迁的必然规律。近代以来,哈萨克族社会文化转型,除了传统史著、地方史料等集体记忆外,民间口述文本等个体记忆也是探究哈萨克族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资料来源。结合历史调查资料《新疆牧区社会》与田野调查口述资料,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考察这一转型历史过程,不仅给哈萨克族社会文化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关注哈萨克族百姓对本民族"小历史"变迁的认知态度。因此,以历史人类学视角对哈萨克族游牧社会文化转型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边缘”理论视角下的新疆哈萨克族“打工”群体社会适应研究——以伊犁M村落为个案分析

族群归属、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边缘群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时代产物,因其介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实体"当中,社会适应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成为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流动于"牧区"和"城市"之间的哈萨克族"打工者",成为一种经济文化方面的"边缘人"。哈萨克族进城"打工"现象日趋增多,"打工者"已成为本民族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和民族经济与时俱进。"打工者"社会适应问题,始终成为困扰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新疆伊犁回族的涵化和文化适应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互动中,伊犁回族文化发生了一定变迁。伊犁回族的文化涵化,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文化模式的选择,从本质说它实是回族人在异文化生境中文化适应和生存策略的结果。

回族“乜贴”的人类学解读

"乜贴"是回族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其扎根于回族当中,世代相传,在回族内部有始无终、周而复始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回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加强了回族共同文化心理,体现了回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