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治理的刑法应对:理念遵循与完善进路

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现代社会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日趋复杂、紧迫。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物安全治理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我国当前的生物安全刑法保护制度还存在着保护法益缺乏明确性、规制范围缺乏全面性、刑法介入缺乏预防性等问题。为此,在完善过程中,须以风险预防原则缓和技术风险,统筹生物技术发展与安全问题,以刑法谦抑性理念指引刑事立法,以法秩序统一原理畅通保护体系,从而不断夯实生物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基础,强化对生物安全风险的事前预防,使生物安全犯罪的入罪更加谨慎、出罪途径更加畅通,并有效实现生物安全治理的行刑衔接。

毒品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研究

毒品犯罪案件诉讼监督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既能够在厉行禁毒的过程中保证毒品问题治理不偏离法治轨道,又能够优化司法权的制约监督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毒品犯罪的诉讼监督仍然存在着监督线索来源不足、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手段缺乏刚性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毒品犯罪案件处理的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的毒品治理和诉讼监督实践,采取针对性措施完善我国毒品犯罪案件诉讼监督工作。一是大数据赋能诉讼监督,拓宽线索来源渠道;二是深化全流程诉讼监督,保证监督的全面性;三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监督依据冲突问题;四是丰富诉讼监督方式,提升监督的刚性与效果。

毒品问题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背景

近年来,成渝地区毒品案件依旧多发,借助互联网技术、物流运输业的发展,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隐蔽化,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建立和完善毒品问题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净化成渝地区的区域经济环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探索地方毒品问题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完善我国的毒品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目前成渝地区毒品问题协同治理尚存在协作机制不健全、工作衔接不畅、法治保障不足、协作机制实施不力等问题,影响了毒品问题区域治理的成效。因此,要本着协同高效、共建共享、依法协作的原则,以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强有力的实施机制,推动毒品问题的区域协同治理,最终建立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毒品问题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毒品犯罪治理模式探究

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是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更加注重人民福祉,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毒品犯罪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极大威胁,通常与恐怖活动、暴力犯罪、网络犯罪、走私洗钱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交织,跨境毒品贩运活动也威胁着我国的边境安全,其危害性更加凸显,毒品犯罪及其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会对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新的安全形势之下,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入毒品治理工作中,统筹应对毒品犯罪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安全威胁;从谋求共同的安全出发,深化禁毒领域的国际合作,保证外部安全;完善国内毒品的打击阻控体系,萎缩毒品市场需求,保证内部安全。

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理论建构与实践运用

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还未达成一致的意见。通过对贩卖毒品罪的行为性质进行分析,在传统刑法视野下的贩卖毒品罪属于行为犯,在风险刑法视野下的贩卖毒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行为人为贩卖而购买毒品的,购买行为一经完成,即构成犯罪既遂;若查不清行为人购买毒品时是否具有贩卖的目的,或者行为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毒品予以出卖的,则需区分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行认定,在“面对面交付”模式下,应当以“进入交易环节”为既遂标准;在“人货分离”模式下,应当以毒品是否脱离贩毒者的实际控制为既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