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浪漫主义中的传统与现代——评阿华的诗集《给我辽阔的》

阿华是一位凭自然天性写作的诗人,她更多的时候把触角伸向自然界,而不是所处的现实社会。孤独是阿华诗歌中经常表达的一种情绪,其诗歌语言把抒情与反讽、直率与复义、隐喻与接喻融为一体,这一切都表明阿华的诗受到现代主义诗歌很深的影响。与此同时,阿华的诗从形式到内容也都有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其痴情、执着、超越生死界限的爱情书写是东方式的,其诗歌中人完全融入自然的状态,也与中国式的自然浪漫主义传统相契合。传统与现代在阿华的诗中并没有完全割裂,而当我们运用传统与现代双重眼光观察一个作家时,能够看到与单一视角不同的别样风景。

“两个结合”的文化维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思考过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等问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仍然是一个与国内外教条主义艰难斗争的过程。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也包含现实与历史文化两个维度,但受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主要强调的是现实维度。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各种错误认识,它们一方面成为各种势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另一方面也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水平。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顺利传播与发展,得益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通。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真正凸显出来,廓清了许多错误与模糊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从《二舅》视频及其讨论看网络空间中公共阐释的特征

《二舅》视频影像素材有限,主要依靠文案对主人公存在的意义进行阐释,其最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语言修辞层面的成功,此后有网民站在不同立场对主人公及视频本身进行二度阐释。作为公共阐释的一部分,与作品的立场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有其积极意义。但当网民形成两个对立阵营,带着强烈的情绪相互攻击时,阐释的公共性便被消解了。随着记者从事实层面对视频进行深入挖掘,网民从价值观层面的对峙转向了对事实本身的关注,对话的基础重新确立。这表明事实真相相对于修辞、价值立场与情感,在网络空间的公共阐释中具有更基础的地位。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自然浪漫主义、绿色学术话语与文化主体性——评鲁枢元的两部生态批评著作

《陶渊明的幽灵》和《天地之间说聊斋》是代表鲁枢元生态批评实践的两部著作,它们共同展现了自然生态、人类精神生态和文学艺术生态的完美统一。在这两部著作中,鲁枢元让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自然浪漫主义”情怀与西方现代生态理论互相阐释,将个人独特的学术追求、诗性体验与当代的生态文明诉求融为一体,不仅形成一种独具个性的绿色学术话语,而且彰显了中国学者的文化主体性。

传统文化在近年来山东文学中的表达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希望作家通过创作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弘扬中国精神。随着山东作家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增强,传统文化的维度在近年来的文学表达中更加凸显,作家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以《老镇》《老实街》等为代表的作品既有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的维度,又充满着文化乡愁;而《元亨利贞》《汶水汤汤》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采。

越过自己,才能真正回到自己——关于王韵散文写作的一些感想

王韵的散文大多都既有丰富真切的具身体验,又与写作素材保持恰当的距离。“女性”题材在王韵散文中占有比较多的份量,但她却试图打破女性写作通过书写自己,特别是通过身体书写以示“在场”的局限,而是试图采用陌生化的叙述来展示女性摆脱平庸,拒绝成为从属的姿态。王韵偏爱在搜寻寻常物件的基础上展开叙事,通过对沉默而坚实之物的追问和思索,获得对生活、生命的体悟,其散文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作者真诚的生活态度。

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十几年时间里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平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主要也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及文学观念通过社团传播这一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社团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立场、理论建树与学术关怀

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是“强制阐释论”的问题意识所在。六年来,“强制阐释论”虽然不断深化与调整,但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阐释对象的确定性、阐释者的中介地位、公共理性为阐释设定边界等作为其基本立场却没有改变。“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于强制阐释发生原因的深入解析、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而学术研究是否还保有科学性与客观性一直是其学术关怀的焦点。

对30年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两次范式转移的思考

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包含两种范式: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和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1980年代以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经历的是从范式二逃向范式一的过程,1990年代之后以文化研究、文学生态学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则表现出逆向选择的特点。特定范式的选择,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理论取舍、对学科的特殊贡献与学术盲点;同时,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转换也折射出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语境、学术氛围与学者研究志趣等方面的微妙变化。

老舍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及其汉语写作的多重价值取向

学界关于老舍的写作代表着现代汉语民族化方向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老舍的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十分复杂,这决定了其汉语写作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是单一的。北京下层平民社会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汉语写作贴近民间,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能够用双语写作的小说家,他的汉语写作也具有明显的欧化、雅化、审美化倾向。"民族化"、"通俗化"只是其文学追求的比较显在的方面。在老舍文学观的深层,有着强烈的反对功利化、注重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倾向,这使得他在为配合抗战,利用民间形式进行写作时,时常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学追求而产生不安与焦虑。

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文学修辞批评承诺对文本意义与效果产生的过程进行揭秘,它是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修辞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有天然的亲和性,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忽视,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忽视。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及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的作用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极具诱惑力,而且极具挑战意味。仅从本土文化身份入手难以揭示问题的全部内涵。一些学者从"现代性"切入的研究,虽富有成果,但仍然留下许多空间。现代文学产生自一场裂变性的文学变革运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基本上是在贯彻其发起者与参与者新的文学理想的过程中展开的,因此文学观念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及其关系的关键因素。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关联

在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要想理解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深入其理论逻辑内部。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消解了价值与意义,但是却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规范与效率,因而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虽然韦伯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完全排斥主观性与价值的维度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试图将在实践领域代表了规范与效率的工具理性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他的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

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面对年轻的革命家宣扬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鲁迅与茅盾最初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从小培养起来的艺术直觉提出质疑,然后再为这种质疑寻找理论根据的;瞿秋白能够在指导"左联"工作时尊重文艺规律,并成为鲁迅的"知音",进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以及在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都是十分复杂的存在。前者影响后者的具体过程因此也就表现得极为复杂。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论胡适学术研究中的强制阐释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建立过程中,强制阐释问题在其重要代表人物胡适身上就表现出来。胡适十分重视学术方法,一直追求客观的学术研究,其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的反差,暴露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深层次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适"科学的方法"本身存在先天缺陷,"大胆的假设"往往是根据先在的立场推测结论,然后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历史主义、文化一元论、进化论等观念作为一种信仰,支配了胡适的学术判断。胡适学术研究中的强制阐释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忽视东西方事物间的差异性、忽视量与质之间的界限、将表面相似的现象解释成本质上相同、在完全不同的事物与现象之间建立生硬联系等等,而造成胡适学术研究困境的深层原因,则多属时代性的,而非个人性的。

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及其在现代文学语言中的失落

汉语语音具有良好的成乐条件。最具汉语特色的节奏形式建立在对声韵律的利用与对声音平仄的调配之上,音步的作用在汉语语音中也十分明显。古典诗歌与散文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音音乐性传统。胡适、郭沫若、艾青等人借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使“自由诗”成为新诗主流。“自由诗”在向口语化、散文化方向发展时,没有顾及中国诗歌自身的传统及汉语自身的特征,是不成功的。由于现代汉语词汇成分的变化、语法的欧化、现代文学的欣赏方式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及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在知识背景与文学兴趣上的差异,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在现代汉语散文中也没有很好实现。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支点及其相关问题

反映论的文学观、工具论的文学观、人本主义的文学观都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当中的,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支点。三个支点之间有一种相互限定的关系:反映论的文学观如果不加限制,会走向缺乏价值关怀的自然主义;工具论文学观的恶性膨胀,则曾经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品格丧失殆尽。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思想的发现,揭开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盲区,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