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斯蒂格勒与工业经验图型

斯蒂格勒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康德式经验图型被捕获和扭曲、文化产业对个体的时间殖民等问题,但他认为其中技术的角色并未被充分认识。同样,胡塞尔对时间意识外化的忽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抽象化解读,都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技术的教条理解。斯蒂格勒强调持存技术贯穿人类历史,人类心智本身就是某种技术秩序的产物。身处电影、电视及录制音乐等第三持存已然深度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斯蒂格勒回顾了阿多诺提出的"艺术作品的技术化",认为应当理解技术作为"已在"在艺术作品时空生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关涉技术与艺术、技术与审美的问题时,更加多样的、差异性的关系应当被我们思考和探索。

表现主义乌托邦:布鲁诺·陶特、玻璃建筑和城市的消融

本文关注了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一战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富于远见性的艺术行为。陶特发展了一系列新建筑类型,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新建筑或新都市主义的想象,而是一种生产乌托邦式'新人类'的完整空间计划的概要。他平衡了现代都市和工业城市的高度组织性、空间性,日常经验中建造和功能在布置上的一体性,以及现代都市无秩序、未规划的扩张,还艺术性地预示了被异化和分隔的城市与乡村的再联合,并最终拉近了所有那些被分隔开的个体人、自然、宇宙。最后,作者思考了一种更宏大的外在语境条件,它支撑了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并导致陶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突然完全放弃这一主张并转而支持更为冷峻、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案,直到其去世。

危机语境与修辞概念:突降法、田园模式与社会反射性

本文考察在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危机对文学写作的修辞手法产生的影响。文中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一个古典的修辞问题:'突降',即写作陷入过度夸张、僵硬、或荒谬。尽管'突降'可能展现作者技术上的弱点或不成熟,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暗示着诗人缺乏才华,而是展现出写作和阅读诗作的语境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危机。以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为例: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棱镜来观察其他的危机,比如我们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我又把'田园'模式作为一个具体实例来考察。在其早前的历史传统中,田园诗通过牧羊人和渔夫这样的'低层'社会形象来表达诗歌语言和'高尚'的社会美德。在30年代的英国,批评家和诗人们扩展了田园诗的定义,使它包括了更大范围内的非传统的、混杂'高''低'价值的实例,它们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因为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把它理解为田园诗的一个新版本。田园诗与'突降'非常接近,因为它取决于诗歌话语表演中'高'与'低'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意识形态的环境中,把'高'的话语人为地加在'低'的角色身上可以制造出令人信服的诗歌作品,但在社会或意识形态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田园式的混杂变得难以接受并且荒谬。作为一种反射,诗人们也可能把'突降'用做一种写作手段,用荒谬、夸张的人物来制造一种故意'失败'的田园诗,在这种失败中就指向了那些使得田园模式变得无法令人信服或不可能的危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