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经济法应急保障功能再审视

新冠疫情破坏社会秩序,降低人民可获得感和幸福感,致使社会经济陷入困顿,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已然成为全球各国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经济法作为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己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促进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在“战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经济法的应急保障作用亦应延续。为此,在行为论维度,经济法实施主体应强化分配及再分配措施的宏观调控功能,对中小企业实施纾困计划以帮助其稳步走出困境。同时,加大对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市场监管,助推消费者合理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另外,在主体论维度,应全面践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落实便民原则,秉持非接触原则,实现应急管理措施的互联网时代变革。借此,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疫情的负面经济冲击,更将彰显经济法本身所蕴含的规制价值。

论少数民族企业的法律规制

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抓手之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有利于我国民族团结。从运营模式来看,少数民族企业是传统企业的一种辨识性符号,其在组织结构、运营规则等方面大致与传统商事企业相一致;从运营目的来看,少数民族企业由于其特殊使命,享受着不同于一般商事企业的政策优惠扶持。因此,少数民族企业注定要与一般商事企业相区分,在法律界定与法律规制等方面也应当具有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