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再创作的特点——司马迁再创作例说之一

何为再创作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其中先秦以至汉初这很长一大段的历史都是依据《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已有史书和《诗经》、《论语》《孟子》、《吕氏春秋》等典籍著作为史料素材加工改写而成的。这些史书、典籍。

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初探

《神乌赋》的发现，一、改变了人们认为赋这种文体十分贵族化，乃文人雅士所专有的观念，证明除了那些雅赋之外，还有另一种俗赋存在；二、隐现了自汉至唐俗赋这一潜流的血脉；三、提醒我们注意俗赋在推动叙事文学发展上的作用——特别是它的故事性。

司马迁关注人物“为人”略说

一、作为一种现象 读《史记》,你可曾注意到,其中纪传部分写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的地方特多,比如:“

性格化语言的创造和奠基——《史记》人物语言成就谈

司马迁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被公认的语言大师。司马迁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先秦传统的书面语言的集大成式的继承和发展,他最先进行古语的今译,他对民间语言的热心学习和广泛运用,他重视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和有意识地避免骈偶化,他对严格意义下纯散正文的保持,以及在这些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他自己的语言风格等等,使他在语言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他的文章成为历代文人追慕和学习的古文范本。

汉文帝二三事述评

汉文帝好问而且善问，他之所以赢得了“文景之治”的美名，就其个人因素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他的好问和善问。汉文帝被周勃等大臣拥立登基后，对周勃由敬畏之心到摆正君臣关系，有一个心态转化过程。这种人物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真实显露，最能让人看清人情世态。

韩信为什么会发展到谋反这一步——《淮阴候列传》辨诬说质评

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于宏观方面,这当然是好事。然而不管多么宏观的研究总要以扎扎实实的微观研究力基础。具体的作家作品,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微观研究了,可是就在对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理解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这总得一个一个地搞清楚——譬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辨诬说就是突出的一例。对于《淮阴侯列传》是否意在为韩信辨诬,论赞中的评语是反语还是正说,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发生过一些争论,其间,持辨诬说者似乎占有优势,影响很大。

新辑歌咏王昭君诗词47首

以一个女性的个人命运赢得诗人词客普遍的关注和反复的吟咏,而又历久不衰,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王昭君之所以牵动诗人词客之心者,又与西施、杨贵妃等人不同,她主要不是因为美色或爱情等等,而是因为她的命运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相联系。

作者来函

编辑同志: 贵刊1989年第3期所刊拙稿《韩信为什么会发展到谋反这一步》,18页12行“也不轻约”为“必不轻约”之误;22页18行“的虚职”为“的羞耻”之误;22页19行“汉王为恶其能”为“汉王畏恶其能”之误;23页倒7行“狱案倾入传中”为“狱案叙入传中”之误,请予订正。

一曲民族友好的赞歌——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漫论

一、时代的要求王昭君——民族友好的使者,我们曾这样认为、这样肯定,并曾不遗余力的这样宣扬。基本的历史事实支持我们这种看法。首先,发生在两千多年的昭君出塞和亲这件事,确实是一件汉匈和好联姻的喜事,是我们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