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司法案件类案检索机制的实践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要求区域适法统一,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优质司法保障。类案检索机制能够有效推动适法统一,但需平衡机制效用与审判效率,尊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避免严格繁琐的检索规范使类案检索流于形式。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以裁判规则缺失或不明为限,“应当”指向检索程序的启动,而非检索结果的采纳,不能仅以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判断类案参考的准确性。检索初期,可以通过案由、关键词、裁判依据等识别类案,进而根据一定顺位筛选可参考的类案。需撰写类案检索报告供案件评议参考的,报告格式可以相对统一,这样可提高撰写及参阅效率,并便于数字化归入检索平台,延伸检索成果的司法效用。

论审执分离的路径选择

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任务,关于审执如何分离具有不同认识。审执分离是个渐进的过程,应当确定路径选择,需要从机制到体制加以设计;机制在于解决审判权与执行权既分离又衔接的运行方式,体制应当是在此基础上的审执分离的组织架构。渐进性基于当前我国审执机制的制度与实践的现状,它是以审执分离为原则,审执合一为例外。人民法庭审执合一的机制应当是审执分离改革中必须注意的关键点。渐进性也基于执行权和执行程序内在的司法性要求,虽然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区别要求建构审执分离体制,但两者的共通性强调分离之下的衔接。在建立审执分离体制的渐进过程中,必须要完善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的科学配置,并在此基础上颁行单独的强制执行法。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以职权型示范诉讼为补充

我国群体诉讼快速增长,但1991年设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该制度的运行障碍主要来自法院与当事人。示范诉讼尤其是职权型诉讼因其契合能动司法的精神,而且可以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适合作为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补充,而成为域外群体诉讼解决的有效途径。引入该程序时应当注意示范案件的选择、公告和权利登记、未参加示范诉讼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及判决的扩张等程序问题的规范。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评析

劳动争议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特征,需要有相适应的纠纷处理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为适应劳动争议处理的特别需要而制定实施的,对劳动调解及仲裁等诉讼外解决劳动争议的一系列规定,对有效解决劳动争议有积极意义,但针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需要,应当在完善劳动调解、提升劳动仲裁,理顺劳动诉讼机制等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论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

医疗纠纷诉讼,在我国长期是医疗侵权与医疗事故的二元化处理,诉讼中医患双方实质上不平等,由此引发的证明责任的规定也经历了《民法通则》的"谁主张,谁举证"阶段,《证据规定》的举证责任双重倒置阶段和《侵权责任法》的附条件的过错推定阶段。医疗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借鉴国外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表见证明、大致推定、重大医疗瑕疵原则等调整方式,从医疗侵权诉讼基本证明责任分配、法官自由裁量、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等方面完善证明责任制度。

论书证复制件的证据效力

书证是诉讼尤其是民事、行政诉讼中最常运用的证据种类。现行法定证据种类中书证与其他证据种类发生重叠交叉,应重新厘定书证的内涵与外延。书证复制件在诉讼中也频繁出现,复制内容准确、复制方法科学形成的均是书证复制件。书证复制件的证据效力应从形式证据效力和实质证据效力来考量,法律应对书证复制件规定较为宽松的形式证据效力,对某些特殊的书证复制件由法律推定为具有与原件同等的实质证据效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书证复制件的实质证据效力由法官以利益平衡的原则进行自由裁量。

“双碳”目标下的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新时代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必经之路,从国家义务出发,一是要采取自上而下相应的"减排"政策和市场交易,二是要有妥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作为保障"双碳"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需要宪法、行政法、民法、社会法等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衔接。构建契合"双碳"目标实现的公益诉讼制度,在气候公益诉讼当事人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中的作用;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上,要根据碳排放利益的特殊性,进一步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在公益诉讼制度下的运用;要逐步探索进行有限的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合并以及民事公益诉讼、民事私益诉讼合并,并把握好当事人适格的判断。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需要契合"双碳"目标,能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治理性的司法保障。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法院调解的定位

司法调解、法院调解和诉讼调解既是相同的,也是有区别的,狭义的法院调解是以法院调解书结案的调解,具有法院审判同等效力。我国建立了以大调解格局为特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调解在此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起到标杆的作用。法院调解更需要根据自身的定位进行规范,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建立审前强制调解和审中注重调解的结合制度;规范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建立执行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只有规范,才能在大调解格局中位于醒目的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院调解制度基本理念的变迁及启示

法院调解是用和谐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的矛盾冲突,与运用刚性的审判的方式解决纠纷与矛盾相比较,法院调解是经历了诉讼时代后社会的一种进步,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表现。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基本理念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法院调解理念是法院调解制度的灵魂,并直接反应在具体的制度中,影响法院调解的实施方向。

论人民调解的新趋势:行业协会调解的兴起

行业协会调解方兴未艾,以行业协会作为调解主体的调解应当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组成部分,行业协会的自治性、非政府性、中介性决定了行业协会调解的性质是人民调解。行业协会调解的兴起与发展是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新趋势,行业协会调解应当以其更强的自治性、权威性成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以顺应国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外部发展动力,提升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调解应当以其独特的优势存在并丰富人民调解制度内涵,在进一步提高调解参与者的广泛性、拓展人民调解功能、在线方式进行调解等方面完善。

论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公信力的提升与完善

司法鉴定作为我国的一项诉讼证明活动,具有科学性、法律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基本属性,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作用愈发显现。随着我国司法鉴定行业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缺乏对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手段、重复鉴定导致法院采信难、司法鉴定机构及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等问题,使得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法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进而损害了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提升司法鉴定的公信力,关键在于加强民事诉讼活动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以此提高鉴定意见的质量,有必要从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的角度出发,确立若干制度和规范以提升与完善我国司法鉴定的公信力。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转型

法院调解应当随着我国社会现状的变革而转型,其转型的理由为:诉讼制度功用的变化是时代理由、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是客观理由、法院调解基本理念的变化是主观理由。转型后的法院调解应当以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在多元的、人性化的基础上构筑现代法院调解的具体制度,从调解主体、调解时机、调解内容、与大调解格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调解的功能

调解是我国传统的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调解因其在社会治理、解决纠纷、发展法律等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对调解的功能需求也有不同的侧重。审视调解在现阶段应当具备和发挥的功能,对于调解制度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正确定位和良好运行是十分必要的。

新时代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

涉外法治人才的高需求、高质量特征与涉外法律服务人员的低供给、低质量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新时代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注重创新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个性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多样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注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评价。涉外法治人才包括涉外律师、涉外翻译人才、涉外企业法务等基本类型。良好的法律外语能力,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精湛的法律实务技能,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基本素养。涉外法治人才是中国的法治人才,要科学制定涉外法治人才的政治标准,加强涉外法治专门人才培养,狠抓涉外法治人才优质生源遴选,实施涉外法治人才高标准培养方案,提高涉外法治人才师资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国内外协同培养,培养一批能够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能够在世界展现中国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以审判为中心制度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设的制度,其以鉴定人出庭制度为前提,旨在保证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规范运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下的诉讼制度改革,专家辅助人制度需要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诉讼地位而言,专家辅助人是区别于鉴定人、专家证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辅助人,其参加诉讼的作用是对审判权的制约和对诉权的保障,同时,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合理定位才能界定专家辅助人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义务。为推进庭审实质化,专家辅助人出庭程序应当明确规范地构建,包括对程序的启动、费用的保障、法官的权利等均需细化,同时需要鉴定人出庭义务的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保障和促进。

融合与独立——论大调解中的司法调解改革路径

大调解(机制或格局)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机制的变迁及社会的需要使司法调解必须进行改革。司法调解与大调解是既融合又独立的关系,司法调解改革必须融于大调解中为社会管理服务,又必须坚持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明确大调解的时代特征前提下,司法调解改革应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能动司法演绎,坚持自愿与合法原则,倡导自由裁量下的利益衡量。

法院调解强制因素的理性分析

一、法院调解是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无法回避的选择 法院调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诉讼内调解是州县堂审的重要形式，也是息讼的主要手段。中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的直接渊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诉讼调解制度，当时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法院调解实行“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较之以前的显著变化是规定法院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就具有强制力。1958--1982年，是法院调解地位十分重要的阶段。

“三通针法”电针调控Rho/ROCK(Rho kinase)及MEK/ERK信号通路对脊髓损伤大鼠胞浆型磷脂酶A2的影响

背景:胞浆型磷脂酶A2(cytosolic phospholipase A2,cPLA2)是治疗脊髓损伤的新型策略和靶标,其受RhoA/Rho kinase及MEK/ERK信号通路的调控。而电针可通过调控RhoA/Rho kinase和MEK/ERK信号通路治疗脊髓损伤。目的:探讨电针调控Rho/ROCK(Rho kinase)及MEK/ERK信号通路对脊髓损伤后cPLA2的影响。方法:90只雌性SD大鼠,随机取72只制备脊髓损伤模型,BBB评分后随机分为脊髓损伤组、电针治疗组、U0126治疗组(ERK阻断剂)和Y27632治疗组(ROCK阻断剂),另18只设为假手术组(只进行椎板咬除,但不进行脊髓撞击)。电针治疗组大鼠取大椎、腰阳关以及双侧次髎、足三里进行电针治疗,每天1次,每次20 min,共14次;U0126治疗组和Y27632治疗组分别予以U0126和Y27362隔天1次硬膜下腔注射。治疗结束经BBB评分后处死大鼠,收集脊髓组织,ELISA检测脊髓组织前列腺素E2、血小板活化因子的水平;TUNEL法检测脊髓神经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检测脊髓RhoA、ROCKⅡ、MEK、ERK1/2、p-ERK1/2、cPLA2、p-cPLA2蛋白的表达;qRT-PCR检测脊髓RhoA、ROCKⅡ、MEK、ERK1/2与cPLA2的基因表达。结果与结论:(1)与假手术组比较,脊髓损伤组大鼠BBB评分明显下降(P<0.01),脊髓组织细胞凋亡阳性细胞数、前列腺素E2和血小板活化因子水平、p-cPLA2蛋白和cPLA2基因的表达均明显升高(P<0.01);除电针治疗组大鼠cPLA2基因表达降低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外,各治疗组大鼠上述指标均明显逆转(P<0.01);(2)与假手术组比较,脊髓损伤组大鼠脊髓组织RhoA及ROCKⅡ蛋白和基因的表达、MEK和ERK1/2基因的表达、MEK和p-ERK1/2蛋白的表达均明显升高(P<0.01),电针治疗组及其他两治疗组大鼠上述指标均明显降低(P<0.01或P<0.05);(3)结果说明,电针能下调Rho/ROCK和MEK/ERK信号通路相关因子表达,抑制cPLA2的活性,减少神经细胞凋亡、减轻炎症反应,最终达到治疗脊髓损伤的作用。

“三通针法”电针调控胞浆型磷脂酶A2介导脊髓损伤大鼠炎性反应的研究

目的探讨电针调控胞浆型磷脂酶A2(cytosolic phospholipase A2,cPLA2)的表达对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大鼠炎性反应的影响。方法72只清洁级雌性健康SD大鼠制备SCI模型,Basso-Beattie-Bresnahan(BBB)评分后随机分为模型组、电针组、阻断剂组和电针+阻断剂组,另设立假手术组,每组18只。电针组取腰阳关、大椎以及双侧足三里、次髎进行电针治疗;阻断剂组予以花生甙三氟甲基酮(arachidonyl trifluoromethyl ketone,AACOCF3)隔日1次腹腔注射。干预结束后取材,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HE)染色观察脊髓组织形态学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脊髓组织和血清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的含量;Western blot法检测脊髓cPLA2、p-cPLA2蛋白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脊髓cPLA2 mRNA的表达。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BBB评分明显降低(P<0.01),脊髓组织形态明显受损;脊髓组织和血清PGE2、PAF水平明显升高(P<0.01);脊髓组织p-cPLA2蛋白及cPLA2 mRNA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1)。除电针组cPLA2 mRNA和各治疗组cPLA2蛋白表达水平外,干预后各治疗组大鼠上述指标较模型组都明显逆转(P<0.01)。电针+阻断剂组BBB评分高于电针组和阻断剂组(P<0.01,P<0.05),脊髓组织和血清PGE2、PAF水平低于电针组和阻断剂组(P<0.05),cPLA2 mRNA表达水平低于电针组(P<0.01)。阻断剂组脊髓组织和血清PGE2、PAF水平低于电针组(P<0.01)。结论电针可能通过抑制cPLA2的活性,进而降低PGE2和PAF的水平,减轻神经细胞炎性反应,达到改善SCI大鼠神经功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