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推想的限度:論黄彰健先生的“周公受命義”及其相關問題

周公稱王與否是自古以來争論不休的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尚書》周誥诸篇“王若曰”的身份解讀,更對於西周初年的歷史建構産生歧見。20世紀70年代臺灣地區經學家對此問題,討論最爲激烈者,除了屈萬里與徐復觀外,黄彰健更作了一系列論文支持周公稱王,然其中所運用的觀念與方法,頗值得反思。本文認爲黄氏以《金縢》爲立論基礎,所創“周公受命”之論,對文句詮釋的方法與經史學研究的觀念皆待商榷。其次,黄氏對於同時學者程元敏先生的衆多批評亦值得檢討,可作爲今人經史研究方法的借鑒,亦可藉以窺見臺灣地區研究周公稱王問題之狀况。

王鸣盛《尚书》学思维之转变——以《西庄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尚书后案·洪范》为观察中心

《尚书后案》为王鸣盛《尚书》学最重要之作,成书时间是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历时三十五年。然而从王氏所存稿中可知,乾隆三十年(1765)初刻四十卷本《西庄始存稿》,卷十九、二十之《洪范后案》应为《尚书后案》中《洪范》一篇之初稿。二者对比之下,互有异同。本文即取《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后案·洪范》进行比对,最显著之差异,一者除了知王氏作《后案》时比早年更坚定了汉学之立场;其次知《后案·洪范》中之意见,有得之于宋明儒处,但却有意不言出处,可见王氏《尚书》学思维之转变。

宋人“字序”对经典之运用——以《尚书》之引用为例

古人十分重视"命字"之文化,并将命字之内容记录下来,尔后渐渐形成一种文体,称为"字序"或"字说",并于宋代风气大开。其中蕴含作者对命字对象之期望,更呈现作者对经典之运用。本文即由两宋文人"字序"引用《尚书》为视角,论述两宋文人运用经典之内在思维。首先指出两宋"字序"引《尚书》者,主要有三类:一、名、字皆取《尚书》文句,并发挥其意;二、以《尚书》文句为名,进而命字,但"字"未用《尚书》文句。三、名与《尚书》无关,但取《尚书》文句命字。其次,分析宋人"字序"引用《尚书》之情形,凸显出宋儒对"修身"与"事功"的期许与渴望,展现出宋代士人处世立身之思维。最末,论述"字序"引经"明理致用"之特质。

還其義例,以復其舊——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對《尚書》“義例”之揭示

段玉裁在清代經學、小學方面皆具高度成就,而其《尚書》學專著《古文尚書撰異》一書,以“正文字”與“别古今”爲重點。然而段氏在進行此兩項工作時,亦會隨之提出一些校勘上之經驗與方法,以供後人參考;又或舉出若干校勘上之通例,以明歷來《尚書》學所發生之問題。本文即從《古文尚書撰異》中歸納段氏校勘《尚書》之“義例”,分爲六點:一、對漢人訓詁術語之歸納;二、論漢人避諱,不改經字;三、論經傳引經之檃栝方式;四、“某讀爲某”誤易説;五、依他本而改;六、昧於孔《疏》句法而混淆今古。從而可明段氏《尚書》研究之成績,與作爲今人研讀《尚書》之指津。

抗日战争下的文人伤怀——香港“中央”图书馆藏胡熊锷《偕隐簃乱离吟草两种》考论

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若从地域而言,广东作为近代革命重要地区,社员人数位居21省中的第3位,共有172人~②。其中,重要文人如邓实(1877-1951)、黄节(1873-1935)、蔡守(1879-1941)皆为顺德人。若以诗歌贡献而言,黄节可说是近代中国诗学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