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24年4月20—21日,由孙中山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台湾历史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三届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湖北恩施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民族大学、台湾华梵大学等科研院所与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及青年学生参会。

田健治郎的台湾地方制度改革与“内地延长主义”探析

1920年,田健治郎将日本的地方制度引入中国台湾,推行地方制度改革。中国台湾总督府设置不具备“公法人”性质的地方公共团体,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增加地方官自主征税与处理地方事务之权,便利殖民统治开展。在地方制度落实过程中,中国台湾总督府贯彻差别统治,不仅设置“郡”级地方行政机关,限制中国台湾汉人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对台湾少数民族更完全剥夺其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通过官选街庄长、设立地方协议会,中国台湾总督府还进一步构造“官民一致的协力体制”,将有名望的地方人士纳入殖民体制内。民族意识觉醒的中国台湾知识分子洞悉了地方制度改革和“内地延长主义”的虚伪性,对“内地延长主义”进行了批评,并以追求真正的中国台湾人民自治与之抗争。透过1920年中国台湾地方制度改革,可以发现“内地延长主义”无外乎是便利殖民统治的工具。

“国家统一的必经之途”——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报》对“民族自决”论的思考新探

20世纪20年代前后,台湾地区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决”论的启发下,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及其与祖国革命运动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台湾民报》是当时台湾知识群体最重要的言论机关,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开始,《台湾民报》吸纳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强调“自治主义”,以期中国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实现。同时借“中日亲善”,敦促中国台湾总督府进行政治改革。不过,随着美国“排日法案”的通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扭转了中国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自决”论的理解,后者抛弃了对日本的幻想,转而将“亚细亚联盟”与“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为祖国的反帝斗争摇旗呐喊。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将“台湾革命”纳入“国民革命”范畴,明确了中国台湾解放是中华民族完全解放的必然要求。祖国的呼唤唤醒了中国台湾知识分子内心根底的“中国民族”认同,他们提出与祖国一道致力于反帝斗争,融两岸革命为一体,最终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