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从何说起?——桐城派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桐城派研究领域,桐城派作家观念中的"桐城派"与文学史视野中的"桐城派"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待进一步厘清。该文从文学史和地域文化传统的视角梳理了桐城派生成的背景和渊源,重点辨析了方苞与戴名世的关系,认为文学史视野中的桐城派不应忽视戴名世的影响和意义。文章最后就桐城派研究中的价值取向、研究思路、研究视野等问题略谈了一点看法。

印论经典 嘉惠艺林——读《印说》有感

明代中期周应愿（字公谨）的《印说》是中国印学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经典印论，也是标志明代印章理论成熟的重要品评著作。全书虽只有短短几万言，却包含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和印章美学思想。该书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列原古、证今、正名、成文、辩物、利器、仍旧、创新、除害、得力、拟议、变化、大纲、众目、兴到、神悟、鉴赏、好事、游艺、致远二十目，对印章的起源、流变、创作、鉴赏、品评诸问题都做了精辟的阐述，于印章艺术的理论建构和印章美学的开拓具有重要的意义，故黄悖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中视其为“明代印论的标帜”，周应愿亦被认为是“明代印论之父”。

清初科举生态与戴名世的时文理论

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建立在他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反思与批判之上。戴氏在桐城派作家中首次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这种"援古入今"的思路加以阐释,试图合古文与时文为一体,给时文创造一种新的局面,以文风之变促世运之变。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和实践不仅体现了戴氏较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直接开启了方苞关于古文与时文的诸多主张,对桐城派影响颇深。

桐城派与清初文学归雅思潮

在清初倡导"清真雅正"审美风尚的过程中,桐城派的先驱人物戴名世以其悲剧性的结局成为文学归雅运动中的牺牲者,为桐城派"雅洁"文风的确立树立了反面的鉴戒;深受戴名世影响的方苞则成功利用了清廷官方平台竖起"桐城义法"大旗,总结古文创作及其美学理论,奠定了桐城派文章"雅洁"的美学基调。正是桐城派对清初审美风尚的理解、阐释与利用,桐城派才得以在清初成为古文正统并影响此后文坛二百余年。

明道通变 入古出新——谈朱天曙的书法

朱天曙朱天曙,一九七四年生,江苏兴化人。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中国书协理事,中国美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等。作品多次入选和应邀参加中国书协、中国美术馆、西泠印社等主办的全国重要书法篆刻展览。出版有《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朱天曙卷》《当代名家作品集—朱天曙卷》《朱天曙篆刻集》等;主要著作有《中国书法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书画金石》《宋克书法研究》《周亮工年谱》等;编校整理有《周亮工全集》（十八册）《鲒埼亭集批注》《齐白石论艺》等。《中国书法史》列入二〇一二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文化外译项目唯一一部艺术类著作;《周亮工全集》获二〇〇九年度全国优秀古籍著作奖和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

清初政治文化生态与桐城派文风转型

作为异族统治者,清廷必然寻求文统与道统的合一性,最终证明其治统的合法性。桐城派因此契机而生发兴起,它将文章、道统和王朝的治国需求结合起来,借助朝廷的力量确立了其古文一代正宗的地位,对有清一代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均产生了较强的导向作用。而发生于康熙五十年的《南山集》案,对桐城派产生重要影响。戴名世、方苞等人的遭遇,促使桐城文风趋于清真雅正。

作为“抒情”的书法——中国书法“情性论”探微

本文通过古代书法批评中"情性论"的梳理与分析,尝试在"抒情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探讨书法的抒情特质,揭示文学与书法在"抒情"上的同质性与差异性。文章认为发轫于古典诗歌的抒情精神逐渐渗透到书写行为之中而赋予书写一种"情"的意义。书论史上有关书法"抒情"的表述皆滥觞于扬雄的"心画"之论。若以"抒情"作为书法审美的一种观照,则何谓抒情,能否抒情,如何抒情等问题皆值得关注,文章就古代书论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