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师变更的原因:意见分歧

本文选取2002至2005年间我国A股市场发生自愿性审计师变更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主要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师变更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异地审计、控股股东或董事长变更、非标意见、盈余管理是影响审计师变更的显著因素,而财务困境变量对模型并没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本文将审计师变更的原因分为意见分歧和非意见分歧,并发现,与非意见分歧相比,意见分歧是审计师变更的更为主要的原因。本文还发现,公司披露的审计师变更原因并不可靠,而更可能是为了掩盖意见分歧的借口。

政府采购能改善企业融资效率吗?——基于企业融资成本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采购合同数据,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融资成本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是否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效率。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并且主要通过增强经营稳定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传递积极信号这几种机制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四大审计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及小规模企业,政府采购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明显;在金融生态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采购和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关系更显著;相比本地政府采购,异地政府采购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可以提高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能力,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从多个渠道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改善企业融资效率。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政府采购与企业融资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融资效率,特别是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政策执行问题直接影响其预期效果。本文利用2015年起开展的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对“提升创新能力”政策落实问题的“点名”整改这一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其作用机制主要有:审计发挥“资源分配优化效应”,通过优化落实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等资源的分配,增强政策的资源支持,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审计发挥“资源使用治理效应”,提升企业使用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制衡股东性质与制衡效果——来自中国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民营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

控制权转移前业绩、收购方性质与控制权转移绩效

本文研究控制权转移前业绩、收购方性质对控制权转移绩效的影响。以1994—2007年中国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从长期绩效来看，亏损公司控制权转移后，业绩明显上升；盈利公司被转让给无经验的民营收购方后，业绩明显下降，转让给国有收购方和有经验的民营收购方后，业绩没有明显变化。从短期市场反应来看，转让给国有收购方和有经验的民营收购方的市场反应明显优于转让给无经验的民营收购方。

产权保护、交易成本与经济后果——以控制权提前交接为例

本文研究产权保护较弱的环境下,民营化过程中控制权提前交接的经济后果。基于173家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的数据,本文发现,与控制权未提前交接相比,控制权提前交接的公司更可能被民营收购方掏空,民营化绩效更差;并且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民营化前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本文还发现,随着监管措施加强,2004年后民营化的公司,控制权提前交接的现象不再普遍,收购方也更多地是有创业经验的民营企业家,相应地,掏空行为明显减少,民营化绩效更好。对收购方来说,提前获得控制权,意味着较低的交易成本。本文的证据表明,降低交易成本(即允许提前交接),反而损害了民营化绩效。本文提供了有关民营化交易过程如何影响民营化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产权保护与交易成本的文献:对于实行民营化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行政区划、超额区县与企业资源配置

有效的资源配置对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已成为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话题。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研究了超额区县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辖区内存在更多超额区县将扭曲企业的资源配置,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管理费用、税费负担,研发投入随之减少,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超额区县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以及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超额区县将加重地方政府行政负担、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并对地区营商环境造成损害。进一步分析发现,超额区县的存在同样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并导致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下降,增加了企业风险。本文从区县设置这一角度出发检验行政区划与企业资源配置的关系,拓展了企业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丰富了有关行政区划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文献,同时为地方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审计师聘约权安排重要吗?——审计师声誉角度的检验

通过考察中国证监会1993-2004年度间所有涉及到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处罚公告发布后,是否出现资本市场股票价格下降和事务所客户流失等经济后果。数据分析表明,当审计师受到处罚的事件公布后,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反应;但是,只要这种处罚没有触及到审计师的执业资格,审计师的市场份额就没有下降。借助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我们推测认为,当聘约权主要由公司管理层和/或控股股东掌控且他们的财富与审计师声誉没有直接关联度的情况下,审计师声誉下降并不必然具有经济后果。这一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审计师声誉的形成机制以及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动机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准入管制、政府控制的制度背景,从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收购方选择、转让定价、转让后绩效等方面,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动机。文章以中国A股市场上截至2013年末的1 410起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1)政府倾向于转让非垄断行业或业绩较差的国有上市公司,而保留垄断行业和业绩较好的公司;(2)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倾向于将控制权转让给有实力的外地收购方,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3)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收购方收购了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但没有支付较高的溢价;(4)控制权转移后,公司绩效总体上没有提高,虽然同业并购、实力较强的收购方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这类样本不到40%。因此,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总体上不是效率导向的,如果控制权转移不是从效率出发的,则控制权市场约束在位管理层、降低代理成本等作用就难以发挥。

审计风险的不同内涵

本文在深入分析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水平、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审计风险”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内涵。

如何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主动承担风险,目的是追求收益。一般地,高风险通常对应高收益。然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难以直接测度,需要采用其他可观察到的代理指标予以反映。盈余波动性作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衡量指标,被国内文献广泛采用,但该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本文首先阐述并提出证据表明,盈余波动性适用于衡量企业的被动风险承担,不适合于衡量企业的主动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依据行为逻辑理论,从企业主动承担风险的角度,本文尝试构建经营性投资指标来衡量企业的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并按照风险承担创造价值,以及各风险衡量指标应该正相关的内在逻辑,实证检验了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