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综合认定

为解决网络犯罪的证明困境,综合认定在网络犯罪证明中被广泛适用。综合认定在属性上实质为类刑事推定,虽然其形似抽样取证,但因全面收集证据、保证证据同质性和随机均匀抽样等方面的不可能性,故与抽样取证属不同的证明方法。综合认定的推定机理与一般刑事推定不同,其推定的是“推定事实”内部印证的成立,而非“推定事实”的直接成立。且因其在“推定事实”外有客观证据相印证补充,较一般刑事推定更具有客观性,故在适用条件及推定事实两个方面具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但因综合认定本身语义模糊、司法机关对综合认定的理解未统一、综合认定证明的减负程度不清等原因,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适用综合认定出现了解读多元化、被告人难以推翻综合认定事实、侦查机关过于依赖综合认定等情况。鉴于此,为化解综合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应从明确综合认定理论逻辑、建立被告人救济机制以及建构综合认定适用位阶三方面进行完善,以充分发挥综合认定的证明效能,更好应对网络犯罪中的证明困境。

刑事检验报告制度的实证研究--评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7条

为了回应非法定鉴定机构的鉴定人作出的专家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引起的争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7条将该专家意见称为检验报告,并降格为法官定罪量刑的参考,而非定案的根据。通过分析相关裁判文书发现,尽管被告方不断对检验报告提出异议,且检验人几乎不出庭,但检验报告却被法官高频率采信,检验报告的功能事实上就等同于鉴定意见。司法解释话语与实践的背离,导致并非法定证据的检验报告被法官实际当作鉴定意见使用,这种使用规避了被告方对检验机构与检验人法定资质的质疑,同时也使法官放松了对检验报告的审查力度。应该消除司法解释第87条建构的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的话语区隔,重构与鉴定意见相同的一套规制检验报告的法律制度。

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实证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次修订之际首创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司法实践证明,尽管专家辅助人参与刑事司法的案件非常少,但专家辅助人制度不是摆设,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方质证鉴定意见,以及有利于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认证。然而,我国刑事专家辅助人的制度实践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第一,立法机关与理论界对专家辅助人制度寄予厚望,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控辩双方对专家辅助人的功能期望不同,导致辩方才有动力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鉴定意见,但由于受制于聘请费用较高以及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实际作用有限等因素影响,辩方事实上很少聘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鉴定意见;第二,一方面法律与司法实践倾向于把专家辅助人的庭审角色塑造成鉴定人,但另一方面,立法又不将专家辅助人意见视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证据;第三,控辩双方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能力处于失衡状态。为了解决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刑事司法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一是重塑专家辅助人的制度角色,把专家辅助人塑造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二是赋予法院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制度权力,在鉴定意见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既可以克服控辩双方不申请专家辅助人的局限,又在客观上弥补了辩方无能力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弊端;三是明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辅助证据地位,即以鉴定意见证明力为证明对象的证据;四是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进行限制,要求专家辅助人应该具有与鉴定人相对应的资格条件;五是建构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与责任体系,强化专家意见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六是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运作程序,包括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启动条件、专家辅助人的出庭程序、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等等。

论鉴定纠纷的特征、类型与防控机制--以民事当事人与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纠纷为视角

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与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之间就相关鉴定问题频发纠纷或冲突并影响到民事审判与民事鉴定的良性运作。就当前来看,民事司法中的鉴定纠纷具有相对独特的案件结构特征与多元化的类型特点。鉴定纠纷导致的种种消极性后果,要求国家采取系统性的防控机制,规范法院与法官的涉鉴行为与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针对当事人不尽合理乃至违法的维权救济措施,国家同样应该采取严厉制裁。

论笔迹鉴定中的特征差异点

在笔迹鉴定中,差异点与符合点的评断是构成鉴定意见的物质基础,且差异点和符合点的数量、质量往往是作出肯定或否定鉴定意见的分水岭。而笔迹特征中的差异点又是必然存在的,如何正确认识笔迹特征差异点,对提高鉴定意见的科学性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归纳笔迹检验中差异点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发现、判断和分析差异点的方法,可以避免实践中鉴定人只重符合点,不重差异点的片面性。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改进及评析——基于《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完善,包括赋予法官依职权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力、确定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法律效力、完善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规则等多个方面。然专家辅助人资格抽象化、专家辅助人启动程序行政化、辩方专家辅助人立场偏颇化、专家辅助人参与时间的滞后性及其权利与责任的极度简约性等根本性问题,依然缺乏制度层面的回应,这是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实践运作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刑事司法应当对专家辅助人制度上述各个方面进行整体性与系统化的设计。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问题与改革——基于我国侦查实践的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了庭审阶段。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中的鉴定争议大都集中于初查或侦查阶段,因此部分侦查机关已将该制度应用于侦查阶段的鉴定程序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此看来,仅仅在庭审阶段建立专家辅助人,必然存在较多局限,而侦查阶段的鉴定程序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势必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因此,立法应根据诉讼实践,对目前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完善,以建立合理可行的侦查阶段专家辅助人制度。

数字手写笔迹基础理论探讨——兼与电子签名比较分析

数字手写笔迹是新的笔迹类型,目前已应用于银行、保险、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手写笔迹与电子签名、数字签名等概念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数字手写笔迹形成时,触控屏可记录书写的相对位置、笔画间的时间间隔,以及笔画的笔力变化,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是电子签名的一种新选择。

不同感应方式的书写设备对电子签名笔迹的影响研究

目的分析不同感应方式的书写设备对电子签名笔迹的影响。方法通过Excel绘制表格,利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验证比较。结果发现两种电子签名笔迹在连笔特征、签名布局、运笔等方面变化较明显。结论同一人在电磁式与电阻式书写设备上形成的电子签名笔迹在字形、搭配位置及比例、书写风貌、字体、单字的基本写法、笔顺等方面较稳定,可为电子签名笔迹检验提供实践依据。

不同视觉状态的书写设备对电子签名笔迹的影响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电子签名笔迹的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明确不同视觉状态的书写设备对电子签名笔迹的影响,有助于增强检验结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通过比较可视状态下与不可视状态下所书写的电子签名笔迹间笔迹特征的异同,探索同一人在不同视觉状态的书写设备上签名时,不易变化和容易变化的笔迹特征方面,从而为电子签名笔迹检验提供实践依据。

书写设备客观条件对电子签名笔迹的影响研究——以书写面摩擦力为视角

邀请51人为实验样本收集对象,让其使用主动式电容笔,分别在钢化玻璃膜与类纸膜下的电子设备上书写签名,进而通过量化方式比较两种摩擦力下电子签名的笔迹特征异同,利用卡方检验统计分析特征变化与摩擦力的相关性。实验发现,不同摩擦力大小会对电子签名笔迹的笔迹特征产生影响。在实践检案中,应充分考虑检材与样本书写面摩擦力的不同,以减少客观因素对评断笔迹特征性质的影响,从而提高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016-2020年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文献述评

司法审判中遇到的专门性问题日益增多,司法鉴定制度在诉讼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鉴定意见也日益成为审判的关键因素,因而对其形成过程的体制化约束,即司法鉴定制度的建设便尤为重要。通过对2016—2020年司法鉴定制度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司法鉴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上,主要讨论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的法律定位,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涉及的鉴定人权利义务方面;在司法鉴定诉讼制度上,主要讨论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主体、质证过程及鉴定意见撤销问题;在司法鉴定证据制度上,主要讨论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问题。可以看出,当前研究呈条块化模式,重点领域强关注,但是缺乏全局性的研究。对鉴定意见科学表述方式、司法鉴定公信力及行业诚信、“智慧司鉴”和信息化建设等的研究较局限。

司法鉴定人出庭:基于语言学与哲学解释学视角

司法鉴定人出庭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司法实践,一方面司法鉴定人出庭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另一方面,司法鉴定人出庭率一直很低。两者的矛盾引发对司法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性问题的探讨,从最根本的语言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证明,司法鉴定人出庭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刑事重复鉴定现象的改革——基于司法实践中50例案件的实证研究

中国刑事重复鉴定制度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且并未因相关法律变革而有实质性改变。在当前,刑事重复鉴定主要集中在死因鉴定、损伤程度鉴定等法医学领域,且大多发生于侦查或初查阶段的鉴定中。其持续时间长、鉴定次数多、耗财费时。适当的重复鉴定可实现当事人之诉权,有利事实查明;然而过度重复鉴定,却削弱了刑事鉴定的信誉、颠覆了程序定纷止争的功能、给当事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各种压力。面对刑事重复鉴定的诸多问题,需结合实践中的有益经验,通过变革刑事鉴定制度,重塑鉴定公信力,进而提高鉴定意见的采信度。

如何在一体化教学中实施小组学习

随着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小组学习方式受到了认可和应用。如何采取恰当的分组策略,已成为当前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一体化教学及小组学习的分组策略、方法,并提出了在教学中实施小组学习的注意事项。

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措施的体系构成及域内实践审视

相关调查显示,法庭科学意见的瑕疵和错误极可能直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和裁判结果错误,已成为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成为世界法庭科学领域内的普遍议题。法庭科学在质控过程中既面临科学有效性和准确性议题的挑战,也面临着实施过程中的标准执行、人员是否适格等实践问题,有效的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既包括对法庭科学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控,也包括良好职业文化和配套机制的建立。世界各国质控举措表明,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是由六项基本措施搭建起的系统工程,在我国法庭科学质量控制体系完善过程中必须对各项措施的本质内涵和关联给予充分关注,并就其运行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审视,以明确法庭科学质量控制推进方向。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困境及优化路径——基于74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技术性证据是科技理性与法律理性结合之产物,故基于其科学逻辑与司法逻辑,检察机关对其予以专门审查。自2013年以来,技术性证据审查在制度层面的正式确立已近十年,从裁判文书以及司法实践的实证视角观察其运行状况,发现存在审查主体结构性失衡、审查对象局限性显著、审查表达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发展之下相关制度忽视以及多重变革的叠加性影响。因此,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亟待对审查主体予以功能性完善、对审查对象作出适应性调整、对审查表达进行制度性优化。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实证研究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实践中经常自行委托鉴定。实证研究发现,针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获得的鉴定意见,对方当事人的高异议率与法官的高采信率并存。高异议率源于民事诉讼规制弱化下,当事人自行委托获得的鉴定意见存在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的双重缺陷;高采信率源于司法行政管理缺失下,法官的效率逻辑以及推定鉴定意见可靠的预判原则。应当说,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具有现实合理性,但为了保证该类鉴定意见的可靠性,民事诉讼需要从证据、诉讼规制与行政管理层面进行双重完善。

司法鉴定管理的体制变迁及其改革方向:1978—2018

从1978—2018年四十年间固然有所改善,但我国司法实践依旧还在延续分散型的司法鉴定管理模式: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与声像资料类鉴定(2016年增加环境损害类鉴定)之外的其他类鉴定机构、鉴定人,至今缺乏国家统一管理;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只能对四大类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采取一些实质化的统一管理措施,对于侦查机关的职权型鉴定机构、鉴定人,目前尚停留于备案登记式的形式化管理阶段。根据党与国家的最新指示,以及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模式需要继续作出调整:一是司法行政机关应不断健全、完善对四大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特别是对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实质化统一管理;二是党和国家应强化司法部同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三方协商机制,逐一推进对其他类鉴定机构、鉴定人的实质化统一管理进程。此外,为实现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实质化,司法行政机关还应充分借力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的支持。

刑事专家辅助人的制度再造——基于检察机关的研究视角

检察机关依据现行刑诉法指聘"有专门知识的人"(即专家辅助人)参与法庭质证鉴定意见的案件目前尚不多见,司法实践证明,"有专门知识的人"更多以非鉴定人身份在侦控阶段辅助检察机关办案。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以非鉴定人身份辅助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制度规范。但一旦放宽理论视野,则可以发现在侦控阶段辅助检察机关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实与庭审阶段质证鉴定意见的专家辅助人功能等同,所以,刑事司法应该建构全程参与、功能多元的统一专家辅助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