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思想与高攀龙的文学创作观

高攀龙的性理学说和文学思想有着精微繁复的联动关系。复性是高氏的学术追求,也是其文学创作观念展开的内在理路。高攀龙认同作诗是排遣不平之情的主要方式,但他同时认为诗歌的遣情功能十分有限,且使作品有为情识所累的危险,“摄情归性”是诗歌摆脱上述困境的必然途径和学理依据;无意而工指“自然不待用力而能”,它既是文学发生的原理,又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这源于性的“天然本色”和体认工夫;穷而后工指“善承困而善言文”,“患难透性”诠释了这一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高氏文学创作观与复性思想在理论形式上高度融洽,但他的文学实践却与之既有统一又有背离之处。

北宋文人吴则礼生平考述

吴则礼是北宋晚期文人,在诗、词、文方面均有成就,有《北湖集》五卷传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今见最早记载吴则礼家世生平的文献,后世学者多因循陈氏旧说。但因其过于简略,且存在舛误,自清代起就有学者提出质疑。当前学界对吴则礼生平的过往记载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不甚详备。文章首先分析了以往对吴则礼籍贯产生歧义的原因,接着就其籍贯及今属、家世及门荫、仕履及生年等问题逐一考证,以期深化吴则礼生平研究。

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

《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作者辨疑

《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是挽陆秀夫诗歌名篇。自明代始,载录《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的相关文献已就其作者归属问题产生歧义。一诗三见于姚燧、盛彪、林景熙名下,迄今学界尚无定论。本文通过爬梳相关文献,从此诗在三人别集中的收录状况、此诗在明代以前文献中的载录与归属、作者的历史身份及诗意考查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辨,考定此诗作者应为南宋遗民诗人盛彪。

商周宗庙祭祀流变管窥

《诗经》中《颂》诗的比例所占不高,且有相当部分不关乎宗庙祭祀的内容。在对《商颂》为商诗的进一步考证下,通过分析比较《颂》诗中商周宗庙祭祀的用乐、祭品以及助祭的情况,总结商周宗庙祭祀的异同。同时对《颂》诗中有关"德"的描述进行探讨,从而探究商周宗庙祭祀制度流变的原因。

《文选》李善注中“楚子和氏”考辨

南朝萧统编撰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注本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其卢谌《赠刘琨并书》诗中有"承侔卞和,质非荆璞"句,凡引李善注《文选》版本系统均注为:"楚子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清代学者胡克家认为"楚子和氏"有误,当为"楚人和氏"。而奎章阁本《文选》则注为:"楚卞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因奎章阁本《文选》几乎保存了北宋秀州本的基本面貌,故此说颇具说服力。基于此,对"楚子和氏""楚人和氏""楚卞和氏"三种观点逐一进行考辨,得出最符合李善原注的结论。

《北江诗话》编刻流传考略

《北江诗话》是清代学者洪亮吉重要的诗学评论著作。最早的版本是清代张祥河四卷本,据洪符孙所藏稿本刊刻。粤雅堂丛书在重刊是书时,从洪就齮孙处得到另外两卷,遂由四卷增至六卷,《北江诗话》始得完璧。光绪三年,洪用懃经过精心校勘,重刻《北江诗话》,是诸刻本中较善之本。清末至民国初年,上海扫叶山房曾三次出版《北江诗话》石印本。之后是书在大陆及台湾地区多次出版。

论东林学派对“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的美学接受与创作实践

自先秦以来,源于儒家经典的“吾与点也”和“鸢飞鱼跃”就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二者不仅是重要的学术概念,还因对人与宇宙和谐关系的生动描述而具有了美学属性。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是对抽象宇宙本体,即“道体”的最恰当描述,因此愈发受到推崇;而其中蕴含的审美属性则成为指导理学家诗歌创作的重要理念。晚明东林学派在诗歌创作中积极贯彻了这一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将“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蕴含的美学价值呈现在诗歌中,体现了对先秦儒家审美传统与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继承。

论吴则礼词及其在宋词进境中的意义

北宋晚期文人吴则礼的诗歌风格峭拔,笔力纵横,具有江西诗派的典型特征,学界历来对此多有褒许。相对诗歌而言,今见吴氏词作数量较少,且关注度不及诗歌。郑振铎赞誉吴词慷慨激昂之风“已开了辛弃疾的先路”,确为的评。不仅如此,吴氏部分词作清空雅正,或已发白石词之先声,而且,吴词赓续东坡意旨,在拓展词的功能和境界上不断探索。因此,吴则礼词具有值得探讨和挖掘的词史意义。

明代性理诗人诗歌传统的四重理路

明代诗歌瑰丽多姿,流派纷呈。在明代理学家中,涌现出一批诗人,他们在探究心性义理的同时,阐发诗学思想,且热衷诗歌创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致力于将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因此形成了明代诗坛颇具特色的性理诗派。早期以薛瑄为代表,中期以陈献章、胡居仁等为代表,晚期以东林学人为代表,东林学人中又以高攀龙诗歌影响最大。虽然他们的性理学说不尽相同,但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同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

论东林学派对“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的美学接受与创作实践

自孔子以来,儒家内部就有一条独具特色的美学传承脉络:对“吾与点也”和“鸢飞鱼跃”的美学解读与运用。两者在美学层面具有共同性,这种涉及社会与自然、个体与宇宙的美学思想自先秦以来就反复被儒家学者提及。特别是在儒学进入理学时期后,宋明理学家更将其视作最重要的美学理论之一,并直接运用于文学活动中。东林学派作为理学在晚明时期的代表,其诗作与诗论都明显体现出对这一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不懈追求,因此具有典型价值。

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

明代性理诗人有其遵循的较为稳定的诗歌传统,大致可分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他们认为《诗经》义理完备,存乎天道,是诗歌创作的经典范式和最高标准;陶渊明的性情和诗风高度契合性理诗人的理学思想,故有道者之诗多效陶;杜诗拘于声律对偶,工夫义理不及《诗经》,但其诗风雅健,且有道学气象,而致性理诗人疑杜与崇杜并存;以邵雍、陈献章为代表的理学名家的诗歌乃合乎天道者之言,明代性理诗人热衷对此鼓吹宗尚,由此形成了因承有序且相对封闭的诗歌审美传统。这四种传统对应了理学与诗歌深度融合的四重理路。以理学为核心,以与理学的关联程度为半径,可以将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划分为四个圈层,依次是理学家诗歌内部承续传统、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最终聚合为一个兼备诗法、诗评与诗作的“同心圆”。

迦陵佚詞考論

陳維崧生前刊刻的個人詞集,流傳下來的只有孫默刻於康熙七年(一六六八)的《國朝名家詩餘》本《烏絲詞》,收詞二六六首。身後則主要是陳宗石刻於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的《迦陵詞全集》,收詞一六二八首,數量最多,近世陳詞整理本多據此爲底本。《烏絲詞》全部包括在《迦陵詞全集》裏。另外,還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蔣景祁刊刻的《陳檢討集》中的《詞鈔》,收詞七七八首,及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

吴則禮存詞小考

北宋詞人吴則禮詞存世雖然不多,但風格多面,堪稱佳作,對後世的文學影響亦超過其詩歌。唐圭璋先生編《全宋詞》,據《北湖集》收録吴詞二十五首,另附《醉落魄·梅花》和《雨中花·詠揚州梅》兩首存目,著録爲無名氏詞。唐先生案語説明:"此下原有《醉落魄》"梅花似雪"一首,乃《梅苑》卷十無名氏詞,不録",又,"此下原有《雨中花》"夢破淮南"一首,乃無名氏作,見《梅苑》卷四,不録。"經筆者考證,《北湖集》中的這兩首詞,當爲吴則禮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