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

渠敬东:只想“赢”的教育,会让年轻人过早“夭折”

当学生时刻都想胜出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走在失败的路上了。即使他们取得了好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也不算成功,顶多算是成功的泡沫。笔者: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是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使广大未成年人苦不堪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学生学习压力大未必是坏事,残酷的升学竞争可以促使学生发奋努力,使我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请问渠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北大教授渠敬东:好的教育不是为了“赢”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曾在清华大学教书十年,现又到北京大学教书、任职。在中国高校浸润多年,您认为今日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渠敬东(以下简称渠):我曾不断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孩子们重回健康。当然,这个健康有多层含义。第一,身体的健康。一个本科生跟我说,他一学期学11门课,一天做34篇作业,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让他疲惫不堪,对学习毫无热情。我理解并同情他,换成我也会这样。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个案研究的策略,不同于以代表性为基础的假设检验,也不等于社会生活的单纯描述和记述,而是从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出发,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个案研究需要运用人文地理志、制图术、人口志、历史编纂学、传记学、语词编纂学等各类民族志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依据这些分析性线索,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展现社会诸要素之间多重连续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机制或逻辑,并最终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出社会全体的完整图景。

有关“宗教市场理论”的一次圆桌讨论

按语：2013年5月11-12日,我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织了一次有关中国农村宗教活动的研讨会,邀请十几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其间,我请几位学者就＂宗教市场理论＂做了一次圆桌讨论,会后经发言者一一整理确认,形成了下面的文稿。＂宗教市场理论＂是一个发轫于美国的学说,旨在对宗教现象进行普遍解释,与新自由主义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理论大约在十年前被介绍到中国.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 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下)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教育史研究中的总体史观与辩证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方法论意涵

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指出,教育是将家庭、社会、政治、宗教等一切文明之要件统合起来的枢纽。中等教育在曾经历史的生活总体中,对于国家之政治构造、民族之精神底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接续与重启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从三个层面梳理了路易十四以前法国中等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形态学出发,通过明确的历史分期总结了现代教育曾经经历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政教关系及其结构化和组织化的不同方式。从历史内在的辨证运动出发,考察了不同阶段内部的矛盾关联、其精神特质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两个方面以及不同阶段相互转化中的辨证过程,特别强调了历史中的连续性及其发生转变的外部条件和内源性的契机。从文明史之构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说明了教育的本质乃是对文明传统,特别是古典文献的激活过程,不同时代界定、选择和阐释文明传统的方式不同,其学术重心和教育目标也自然有所不同。因此,涂尔干的教育思想史所呈现的不只是一种观念的传承和流变,而是用整个社会实体的发展来做补充和印证,以文明的衍生和演化机制为其根本主旨。

卢梭对现代教育传统的奠基

在现代教育的思想史中,卢梭以《爱弥尔》为核心的经典教育文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他通过对巴黎所谓"文人风习"的批评,对文艺复兴以来企图通过古典文化的复兴来确立现代教育之基础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人在现代处境中,去自然状态的社会化才是教育的最大敌人。人的不幸和恶,源于他对自身能力的滥用,让自身意志的任意性突破了理智能力的范围,从而使自由意志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成为对自身的奴役。因此,人的自然状态的否定性,恰恰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的起点。通过自然教育、物的教育以及受之于人的公民教育,现代人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

“经典”与“经验”的科学:本科教育的精神

本文由大学的历史追溯本科教育的双重制度传统,探讨了作为其载体的经典文本教育以及17世纪以后人文教育的转向、18世纪以来经验科学的形成、20世纪以来大学体制的现代化并回溯有关的争辩,分析了本科教育与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涉,最后提出将"经典的科学"与"经验的科学"相结合而使教育落实为基于"人的科学"来完成的"人的培育"这样一种活动。

涂尔干: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理论

一百年前,身处一战硝烟之中的涂尔干和他的弟子们,面对四分五裂的欧洲及世界,力图从社会的规范秩序的性质入手,进而探求在所有社会中存在、具本体性的宗教生活的基础性意义,并进而最终扩展至对世界诸文明及其历史的比较研究。涂尔干及其学派的成员们,想要通过这样的思考和研究路径,去回应欧洲及现代文明的失范、过度世俗化及狂热暴力对抗的危机,探求真正常存的人类文明社会之根脉。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西方社会理论传统的宝贵遗产。

斯密的三重自然观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设,将报应论纳入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重新置入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的理论体系。

父道与母爱——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中的政治与宗教基础

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欧洲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相较于法国依靠绝对王权的建构导致专制和革命的现代困境,装斯泰洛齐立足于德意志虔信派思想脉络和日耳曼封建制的传统,通过重新建构人性、社会和信仰,为保有欧洲中古封建传统的瑞士地区探索出一条塑造现代国家的新道路。裴斯泰洛齐认为,在重塑社会和政治之前,必须认识人类的本性,人正是由于感到自然匮乏,才会寻求结成社会、彼此相爱,教育的目的正是调动起人们的灵魂之爱的需求,培育整全的人格与和睦的共同生活。在他看来,人们必须从宗教和政治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开展教育的领域,一是将母爱的德性传递到学校中,二是将父道的政治贯彻在国家之中,将家庭的母爱和政治的父道结合在一起。

北大教授渠敬东:学校减压减负是“异想天开”

如果只为了“赢”来确定教育目标、任何时候的成绩名次都会是你的“瘾”,那就像吸大麻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年轻人过早地夭折。我在北大教书,原来也在清华教过十年书,这些年来确实有点体会,我来谈谈我的感受:我现在觉得教育要不断反思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个人认为教育要重回学生的健康。

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

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方法主义是今日学界危机的根源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社会学是什么？

算一算，做社会学这个行当已经有十几年了，再加上萌发兴趣的那些日子，时间可不算短，但是，最怕别人提给自己的问题，就是社会学是什么?问题虽简单，却是致命的。花这么长的日子，仍不知所以然，实在没法向自己交代。仔细想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两层意思：首先，你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或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及连带的生活方式必须有个交代，这样的方式与其他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究竟有什么不同；

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源流与变迁--《智慧的摇篮:现代大学的兴起》序

常有一种比方,说一个民族的文明抟成与进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要有好的营养和环境,也能在命运周折中坚持不懈,创造发明。这样的人,才能兼容并蓄,精神自成,成就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来。不过,比方归比方,真能将一种面向世界的文明与一个人的身心结合起来,真能在一个人那里见到千年文明的传承发扬,简直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