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探析

高校对学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其特殊性,不仅限于作为义务,还包括不作为义务,不仅限于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障,还包括对精神性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障。对高校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界定应当同时兼顾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和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正常履行。一方面,该义务的范围受到注意义务、空间界限,以及过失相抵原则等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该义务的范围应当覆盖高校管理的各个领域,包括对校内建筑物、构筑物及所提供食品的安全性的保证,对高校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尽职尽责的保证,以及对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学生隐私权保护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等。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行为选择——以给付行政的发展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民众生存、发展提供各类给付,政府行为方式应从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向柔性行为方式转变。因此,给付行政的发展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至关重要。从对象上看,给付行政应分为对个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给付和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等形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给付两种,个人和社会均可以成为给付行政的对象。目前,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以及改良后的行政给付等行为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弥补我国在给付行政领域立法的不足,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我国政府监管转型中监管效能提升的路径探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以事前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使我国的政府监管开始进入转型时期。面对不断增大的事中事后监管压力,如何充分提升监管效能成为改革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应当调整各项监管制度,确保监管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充分调动监管人员的主动性,合理把控事中事后监管的力度和尺度,实现监管方式的合目的性,并通过监管手段的多元化和现代化回应不断变化的监管实践的需求,促进监管转型的落实,有效提升监管效能。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重构

我国在土地征收中采用的补偿标准为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的混合标准,该标准将农地转用过程中产生的级差收益收归政府及开发商,严重损害被征收人利益。因此,有必要改革现有补偿标准,将市场价格作为补偿的一般标准,并采用售价比较方式来确定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格。在这一标准下,被征收人可获取土地增值通过市场机制转化而成的货币表现,政府则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获得其应得的土地增值利益,从而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平衡。

论专利无效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

我国专利无效诉讼领域长期存在"循环诉讼"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民事诉讼途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途径和当事人诉讼途径等几种解决方案。在中国现实法治语境下,当事人诉讼途径与前两种解决途径相比,成本低、效益高,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解决专利无效诉讼中"循环诉讼"问题的最佳途径。

双重补偿责任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范围重构

目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所规定的房屋征收补偿范围过于狭窄,不足以完全填补被征收人因房屋征收而遭受的各类损失,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拓宽与重构。政府在房屋征收中对被征收人负有征收房屋所有权与收回土地使用权之双重补偿责任。不论被征收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途径是出让还是划拨,国家均应当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予以补偿。同时,房屋征收补偿范围还应当包括对房屋承租人、地役权人等他物权人所受损失的补偿以及对被征收人的预期收益、无形利益损害的补偿等。

政府在推动志愿服务事业中的职责定位

一、现状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真正源于本土的志愿服务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民政部发起的社区服务,壮大于90年代初期兴起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并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型事件的考验后逐步走向成熟。在此过程中,政府发挥着无可争议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

不动产被征收人参与权的价值定位与制度重构

目前,我国不动产被征收人的参与权既无法在制度层面获得充分支撑,在具体落实中更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导致实践中被征收人参与程度弱,参与效果差。被征收人参与权的实现不仅关乎于个人私益,也与征收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被征收人参与权的价值定位需立足于宏观上的价值平衡和微观上的成本效益分析两个层面。从被征收人参与权所欲实现之价值入手,我国应当对当前的不动产征收参与程序实现一元化构建,通过增加征前协购程序、设置专项征收委员会等途径赋予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实施等各个阶段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并明确参与权的义务主体和范围,确立履行义务的方式,规范政府行为,确保各项参与权落到实处。

问题导向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准化研究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如何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已成为改革深化的关键问题。改革的精准化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在对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监管能力、社会风险等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国情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改革路线图,通过改革对象、改革试点和改革手段的精准化使改革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