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消费”与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以江西省石城县“横江重纸”生产为个案

传统技艺类非遗大部分是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消费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传统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何促进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成为政府和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从横江重纸的个案可以看出,具有神圣性质的仪式消费是支撑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生产性保护的一股强大内在力量。在保护传统技艺类非遗的过程中,若能将其引入民俗、信仰、仪式的神圣场域,无疑是传统技艺类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柳爷崇拜到震柳精神:灾害记忆的建构路径与文化逻辑——以宁夏海原大地震为分析中心

宁夏海原县古柳遗迹在意义塑造的过程中看似始终保持原貌,实际上动态地展现了民众和官方对灾害记忆不同的建构路径。从古柳到柳爷崇拜,展现的是民众根据民间文化传统将灾害记忆神圣化,从震柳到震柳精神,展现的是官方利用现代的地震科学将灾害记忆世俗化。两种不同建构路径既反映了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的记忆不太相同,灾害记忆具有显著的阶层性,也体现了"民间文化"和"技术世界"在灾害记忆塑造上的差异。民众利用的是民间传统,进行的是文化创伤的修复,官方利用的是科学技术之名,进行文化认同的建构。但就其策略而言,貌似二元对立,其实遵循一样的文化逻辑。"技术世界"的道具与母题和"民间文化"的古老观念相互借取,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世界。

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与文化整合——基于云南官纯寨的调查

风水是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而实用主义则是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推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风水文化进入傣族聚居区,并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和应用,最终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风水文化的引入和融合,既符合了当地居民趋吉避害的文化心理,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

客家饮食禁忌的文化解读

饮食禁忌是客家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客家人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生成的重要体现。客家饮食禁忌既来源于对食物灵力的崇拜和敬畏,也来源于对礼制的恪守与尊重。因此透过饮食禁忌,可以看出客家人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兼收并蓄的生活态度、趋吉避凶的心理意识和保守恋旧的文化心态。

赣南客家禁忌民俗及其禳解

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规范,违禁与解禁是禁忌发生作用的两大途径。为了规避违禁带来的惩罚,赣南民间形成了一套与之对应的解禁文化。通过对禁忌的禳解,最终维系着客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客家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变迁与保护——以石城“横江重纸”为例的考察

石城横江重纸经过数百年来的发展,一直长盛不衰,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走向衰退,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代化的冲击,也有传统手工造纸本身的技术局限。因此,客家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保护,除了前人习用的传承人保护、学校教育传承等外,对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革新和改造升级也是题中之义。

傣族村寨的风水文化——以官纯寨为个案的考察

风水作为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官纯寨傣族的建筑文化。由于风水满足了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指导了当地的村寨建设,因而风水在官纯寨傣族中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

从革命先烈到英雄祖先:客家族谱的革命书写与文化认同——以篮夏桥“祖先”故事的书写为例

蓝夏桥在地方志的记载中是一位客籍身份的革命烈士,而在族谱中则从外地人变成了本地人的“祖先”。其形象的转变表明,当代族谱编修以烈士为祖先,除了具有“根基论”和“工具论”两种特征之外,还体现了在国家认同背景下“家族史”与“革命史”融合的倾向。这既是当代社会少数民族运用正统性的制度和文化象征去建立国家认同的方式,也是民间社会利用“修谱”等传统化实践对红色文化进行吸收和传承的结果。

国内王阳明与地域社会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

王阳明与地域社会的研究不仅关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还关注王阳明的思想与社会实践在复杂的地域社会中的展演与互动逻辑,因此得到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学者持久深入的关注,成为一个跨学科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学术界应深化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进行跨地域的比较研究、注重长时段的综合研究以此推动王阳明与地域社会研究。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

会匪问题是影响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一大痼疾。赣南会匪问题实质上是清中叶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凸显的经济问题,政府打压控制与会匪滋生蔓延呈现出反相关系,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始终将会匪视作政治敌人加以镇压,而没能从经济上解决广大民众因人口膨胀导致的艰难生计。这正是会匪等民间秘密结社在有清一代成为解构清王朝基层社会秩序的强大反动力量的深层原因。

赣南农村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使农村人口融入城镇,成为城镇居民。但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在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这一目标中却并不理想。本文通过对赣南农村人口城镇化状况的调查,分析了赣南“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对策。

赣南客家民间信仰的地方性传承——基于传承主体视角

民间信仰的传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和信众作为民间信仰的传承主体,对信仰的地方性传承起决定作用。仪式专家施演的各类仪式强化着民间信仰的传承,而且仪式专家作为人与神、人与人的纽带,其自身的传承效果就直接关系着民间信仰能否实现顺利地传承。此外,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也需要仪式专家参与挖掘与传授。而信众作为民间信仰仪式、民间信仰文化、民间信仰精神等的消费者及其传承主体,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心理需求等都会对民间信仰的传承产生重要的影响。

“城镇化与农民画发展路径”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11月27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民族艺术杂志社和长宁区文化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精神·中国梦’城镇化进程与农民画发展路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上海、浙江、云南、湖北、贵州、广西等省（区）市的农民画传承人和画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紧扣城镇化与农民画发展路径的互动关系，围绕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画的争议与评价、农民画传承和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农民画的时代价值与艺术特色、经济民俗学视野下的农民画产业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研讨。

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从“风水树”到“信念树”

瑞金华屋村17棵松的故事,展示了当地民众和地方干部对红色故事不同的叙事逻辑。从"风水树"到"烈士树"的叙述,是当地民众将树木人格化,表达了他们对"烈士/祖先"的深厚感情;从"烈士树"到"信念树",是地方干部将树木崇高化,表达了革命精神万古长青的理想信念。不同的叙事路径既反映了普通民众和地方精英信仰体系的差异,也体现了民间话语和政治话语不同的叙事目的。当地民众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遵循的是"民俗传统+红色文化"的路径,将红色文化放置于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之中加以叙述;地方干部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则是一种"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化"的实践,希望借此推动乡村振兴和民族国家的认同。两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红色故事的双重叙事体系。

仪式与秩序:王阳明《南赣乡约》的文化解读

乡约制度是明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特别是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倡导与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乡约制度的普及，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遂成为各地推行乡约的蓝本，具有典范的意义。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延、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客家民间禁忌功能分析与文化解读--以赣南为例

禁忌是常见于客家人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常识,是客家族群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特征;是一套存留于客家人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规范;更是客家人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深刻地反映了赣南地方社会的历史面貌和客家族群文化内涵。

关于客家禁忌及“禁忌”的思考

弗雷泽风靡全球的《金枝》曾一度引起人们对“禁忌”问题的高度兴趣，但高潮过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禁忌是一种重要的民俗现象，它与宗教、巫术、心理学等密切相关。然而，关于禁忌的概念、特征等，学界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客家禁忌内容非常丰富，它颇具特色并保存得相对完整，值得研究。本文在参阅有关文献资料及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客家禁忌的现象、特色、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赣南师院在曼谷设立实训基地

近日，“赣南师范学院汉语教学与实训基地”在泰国曼谷顺利揭牌，这是该校在海外设立的首个教学实训基地，该基地设立后，赣南师范学院将根据泰国曼谷市教育部门的需求，向其输送汉语言师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