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

关注古代小说现代标点整理本与彼时学者研究著述的现代书评,在理性思索与感性品悟的“期望”与“拟想”中,以价值定性的方式推动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典型之例是谭正璧、胡怀琛、赵景深、毕树堂等人在各类书评中,持续推进比较视野下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著述在价值层面的意义构建。此举隐含着现代书评以不断新生的社会思想文化去消解时人研究的学术重构意图,希冀在“质之读者”的再构建中催生新的“辩解”。作为一种批评媒介,现代书评重提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时并非一味取悦他人。此举有助于在逻辑一致性与文化同源性的构建中,强化品评的主导性。这是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被予以典范建构的重要一环。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中国小说史的现代建构、阐释原则及意义——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中国小说史建构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通过将“四大奇书”用作章节标题、以现代文化重构“四大奇书”的历史特征、探讨“四大奇书”的具体指代等方式,对“四大奇书”进行符合现代审美、知识习惯及文化需求的重构,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方面展开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化。此举旨在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引导读者理解通俗小说的机制,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规训”导向,是现代知识文化建构的重要一环。因此,探讨中国小说史如何针对通俗小说展开事实陈述的同时,亦须探究以知识构建的形式回应现代文化诉求等小说史编纂思路的历史意义。

“四大奇书”连称的关键词批评及阅读史意义

作为古代通俗章回小说一类重要的接受现象,历代读者尝试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连称为“四大奇书”。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四大奇书”的连称往往会限定通俗章回小说各种意义符号被诠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既限定世人批评行为的介入方式,亦影响世人诠释实践的逻辑。“四大奇书”的关键词批评不仅是一个批评论断,而且作为一类认知视角而存在,更是一种批评行为。它促成了一定的群体习惯,改变了读者阅读的理解途径与意见生成,最终形成一种阐释范式,反过来制约读者的自由阅读。探讨“四大奇书”连称的阅读史意义,既要注意历代文教生态之于文本阐释的群体性表达,亦应重视读者个体建构的艰难努力。

用文献-传播学方法开拓通俗小说研究新局面——《〈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读后

在《〈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以〈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为中心》一书中,作者采用文献-传播学的方法,对李开先《一笑散》、杨慎《词品》、张丑《真迹日录》、钱希言《戏瑕》、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等《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加以考辨。此举兼具文献及其传播的时效性价值与历史性价值,有助于学界转变思路,客观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物我会通:“四大奇书”作为现代报刊广告词的生产性批评

以《申报》为首的现代报刊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种广告策略,用于宣传通俗小说现代整理本的出版。“四大奇书之一”的句式置于广告开头,使“四大奇书”的指称产生诱导读者的接受效应,形成“收效之广”的社会影响。作为历史存在的“四大奇书”,借助现代广告这个既是批评形式又表征意义的理解手段,在物我会通的审美方式下得以有效介入当时市民消费娱乐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消遣制造品,有效拓展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品格。因此,应充分注意历代传播媒介的变化与社会需求的更迭,乃至广告批评现象之于文学作品意义生产的独特价值。

历代书目著录《红楼梦》的知识特征与历史意义

因难以对《红楼梦》的政教价值进行合理定位,清中叶以降的书目往往单独设置类别或“附录”显示。此类强调教化意图与世风普化的目录学知识限定,和彼时士人群体的道德评判相杂糅,构成了清中叶以降《红楼梦》流播的社会舆论。而民初书目吸收了西方知识分类体系中叙述“事实”先行的思路,试图在肯定《红楼梦》“文学”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传统书目知识体系中加以考量,表现出更为宽容的著录态度。这种变化是清中叶以降至近现代知识结构、社会舆论变化赋予《红楼梦》流播改变的思想契机,对《红楼梦》流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近现代品阅逐渐呈现出一种群体化、公共化的趋势。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作为一种“主体间性”体验:现代“小说话”的《红楼梦》阅读“兴味”

在现代“小说话”中,读者采用随阅即评的方式,试图构思一种将《红楼梦》文本意义与读者精神活动相联系的阅读情景,以展现现代读者对《红楼梦》“兴味淋漓”的阅读旨趣。此类带有“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的率性表达,是现代读者将自身经历与《红楼梦》文本进行精神交流之后产生情感共鸣与思想触动的重要体现。这种热衷品评《红楼梦》的现象展现了特殊的时代特质与读者个体心态,最终形成了现代读者有关文学价值的独特认知。探讨现代读者品读《红楼梦》的文化心态与行为选择,不仅有助于细致梳理和全面分析《红楼梦》现代接受的历史状貌,亦可深度揭示文艺作品对于读者日常精神生活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

“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晚明士人对传统目录学小说知识的扩容--以谢肇淛为中心

在《五杂俎》等著述中,谢肇淛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知识功能的设定,以探索“稗官小说”的品评思路,从“街谈巷语”、征信的角度对《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展开评判的同时,又从“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俚而无味”等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章回小说新的知识特征。这表明传统目录学作为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知识分类的主要理论依据,构成了其进行知识类型化探索的主导模式。它也是明代士人群体之间进行知识创新性探索等交流行动的重要平台,以便明确各种书籍的类型功能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明人对通俗章回小说进行知识扩容的历史意义,应充分考虑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的显性作用与隐性制约,避免以今度古。

目录学视阈下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现代建构——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孙楷第在查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各版本的基础上,将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引入“文学史”中,尝试建构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通过1932年、1958年、1982年三版“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孙楷第以通俗小说各版本的文献关系来梳理相关小说的成书“演化”,有效揭示了通俗小说源流的动态史迹。这种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是孙楷第以小说研究为媒介,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举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而且在古今贯通的评价原则中构建了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知识,亦形成以版本目录学为中心的体系化评价思路,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知识的多层性,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翻新小说”的破体与“四大奇书”的近代经典化

近代“翻新小说”以新的文本结构与意义体系对“四大奇书”展开“翻新”和“反演”。相关创作采用拟古论今的策略,促使“四大奇书”在“翻新小说”的文本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尤其是陆士谔以“诙谐”笔墨与“游戏”态度,抓住“有奇何妨共赏”进行“四大奇书”文本的新构,推动了“四大奇书”被架空的文本体系与近代“价值系统”之间的契合度。“翻新小说”以人物故事的可感形象与可读趣味深化了“四大奇书”文本特征与意义的多元性。此类创作现象不仅增加了“四大奇书”的关注度亦有文本的扩容,有助于强化“四大奇书”的经典性及其在近代的存在意义。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

在“四大奇书”经典构建过程中,金圣叹创造性地提出“才子书”的批评思路,认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寄寓着“才子”写作者个体化的人生经历与独有的“意思”,以至于应在知晓写作者“心闲”的情况下,基于“妙文”的角度分析相关小说的文采与才情。以“才子书”进行通俗文艺“雅”意探寻的“雅俗共赏”行为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有助于打破通俗章回小说固有的文体界限及其文化层级,转而注重“才子”写作主体介入小说文本所带来创作趣味的文人化、高雅化及知识化倾向。这种新的审美策略,促使以“奇书体”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被进行知识特征与存在意义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四大奇书”等通俗文艺流布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

历代连称"戏曲小说"主要指向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与"戏曲",强调此类作品的表演性特征与演说方式的特殊性。《也是园藏书目》以"戏曲小说"作为一种与"四部"并列的部类,即是对上述做法与时人普遍认知的回应。而此书目"戏曲小说"下设置"通俗小说"小类,系为突出与"传奇"、说唱文学有较大纠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表现形式及其表演趣味,与"古今杂剧""传奇"等的区别。它依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一种带有表演趣味的、以章回体式存在的"说话"伎艺,而非以之为白话通俗小说。

试论政教视域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将小说当作一种以政教作用为核心内涵的学术,所言"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及"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等语,均围绕政教作用展开。《四库提要》以"正人心"、"厚风俗"等为具体指导重新挑选小说家类作品,以期给统治阶级提供对当时缙绅士子、市井愚民进行思想引导的典范作品。此举形成于乾隆朝为维护统治利益、钳制异端思想的语境中,是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建立以政教为核心的文化机制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探讨《四库提要》小说观念应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历史的方法去研究,"以古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