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边缘社会士大夫的人际网络与交流——以吴泳的仕宦为中心的考察

相对于南宋统治的核心地区,长期生活在边缘地区士大夫的仕宦历程和人生境遇则更为不易。南宋晚期巴蜀士人吴泳的仕宦履历可以显示出:藉由地缘、学缘、血缘、业缘的关系,吴泳逐渐构建起一个以士大夫群为主体的人际网络圈。在本地为官期间,人际交往中地缘因素显得更为重要,而在进入首都后,无论是政治立场上的站队还是道学上的学理关联,同道的意义则进一步彰显出来。吴泳社交圈的构建扩张过程,同时也展现了人际网络是复合与多层相结合的特点,成为观察南宋中后期政治文化样貌的有效窗口。

南宋四川类省试类元考论

吕大防是北宋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依凭自己的努力和各种机会,一路平步青云,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担任宰执达八年之久。他亲历并参与了元祐时期的各种政治纷争,如西事与回河之争、'朋党之论'、'调停'等,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他非常努力,但不能带领元祐诸公走出政治困局,也不能阻挡'绍述'取代'更化'的命运,他本人也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盖出异恩:南宋四川类省试考试时间的变迁及其影响

南宋时期,四川类省试的考试时间有逐步前移的趋势,这不仅给四川当地的科举造成了一定影响,还与次年在临安举行的殿试有密切的关系。朝廷为了等待姗姗来迟的蜀地举子,殿试被迫一再展期,这引起了朝堂臣僚们的诸多不满。政府为了平息殿试展期的风波,先后出台了包括提前四川类省试考试时间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然而这些谕令最终成为了一纸空言,并没有真正执行,这主要因为南宋中后期四川局势的不断恶化与中央王朝政权的巩固所致。

力量的角逐:宋代科举怀挟论述

怀挟作为宋代科场最为严重的弊端之一,大肆横行于两宋场屋。宋朝为了保证科考的公正,实施了一系列的革弊措施,怀挟舞弊与革弊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但是它并非仅仅是举子和朝廷之间的"争斗",还存在着巡铺、书坊等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四者之间的相互角逐使得这场革弊斗争更加"旷日持久"。

弊与除弊——南宋高宗朝四川类省试的行废之争及其最终确立

南宋川陕地区实行相对独立的科举取士政策,谓四川类省试。四川类省试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曾历经三次“弊与除弊”的行废之争,而每次行废之争都是一次生存危机的考验,所幸的是最后都能够转危为安,并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最终确立。仔细考察历次行废之争,不难发现,每次行废之争的背后都交织着科举、政治、人物个性特征等方面较为复杂的关系。探究四川类省试行废之争及其背后的利害关系,能够折射出南宋时期中央王朝与四川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也能够体现出南宋政府在管理国家、治理地方上具有较强的弹性空间,是其在国家治理上的弹性表达。

略论宋代的财婚现象

两宋时期,各种形式的财婚现象大量出现,其中既有官与民、士与商、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之间的因财而婚,也有卖妻、雇妻、典妻妾的买卖之类赤裸裸的钱人交易。这些财婚风气的形成,固然与门阀制度的全面衰落和门第观念的日益淡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环境下,重商、重财、重生观念在婚姻领域的反映。

武学不微:南宋四川武举类省试考论

南宋四川类省试除文举外,还存在武举。四川武举类省试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科举方式,其设置时间往往众说纷纭。事实上,四川武举类省试早在南宋初年就曾短暂地实施过,但不久即被废除,直到乾道八年(1172)宋廷才正式颁布四川武举法,而四川武举类省试的首次实践是在淳熙元年(1175)。较之一般武举贡试、四川文举类省试,四川武举类省试有若干规定,尤显恩宠。这对在四川地区选拔武学之士、抗击外敌入侵、平定叛乱,以及加强朝廷对四川地区军事人才的控制、防止四川地方将帅专权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四川武举之法实施效果显著,随后又被朝廷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

略述宋代科举上请制度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科举上请制度,但在正式的推行过程中,经历了行废的演变过程。景祐元年(1034年)朝廷下诏罢科举上请,此后,并没有完全废除科举上请,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规范了科场上请制度,包括对上请者所处位置、上请内容的规定等。宋代科举上请制度的推行,虽利弊互存,但总体上来讲,体现了宋朝政府灵活的科举管理方式,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