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社仓法新探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社仓的设计并未真正惠及所有民众,反而被地方乡绅所把持,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最终危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无疑是与社仓设计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

对载流圆线圈所激发磁场的新解法

在大学物理的电磁学教学中,求解载流圆线圈激发的磁场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处理这类问题时,传统的方法是利用Biot-Savart定律进行矢量积分运算.该种方法得到的积分式无法用初等函数表示,仅在远场情形下能通过近似化为偶极子形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创新解法,在剔除了自由电流的空间中引入磁标势,求解拉普拉斯方程;并用轴线上的场强定解,避免了匹配边界条件的繁琐过程,成功得到了磁感应强度的级数解.通过数值计算,验证了此方法得到的解与矢量积分法得到的结果是吻合的,在电磁学教学中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自旋电子学的发展及应用

本文概括性地介绍了自旋电子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同时简要介绍了自旋电子学的应用实例。

《重修琴川志》述评——兼论宋元方志的得与失

《重修琴川志》是现存宋元方志中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县志。这部地方志从南宋孙应时开始修纂,其后经过数次修订增补,直至元代至正年间最终完成。其间历经百余年,参与编修人员众多,涉及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宋元方志数量较少,质量较高,其体例结构、编纂方式等为后世所继承,为明清方志的兴盛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Co-Ag/Ag多层膜的巨磁电阻效应

用离子束溅射法制备了６个系列的ＣｏｘＡｇ１００－ｘ／Ａｇ颗粒多层膜，对其巨磁电阻随成分及Ａｇ层和Ｃｏ—Ａｇ层厚度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当Ａｇ层厚度改变时，ＧＭＲ有一峰值，且随着Ｃｏ含量增加，峰值向层厚增加的方向位移，当Ｃｏ—Ａｇ层厚度改变时，Ｃｏ含量较高的样品的磁电阻在ｄｍ＝２．０ｎｍ附近有一个极大值，而Ｃｏ含量较低的样品在ｄｍ６．０ｎｍ范围是单调上升的．用磁层间静磁相互作用的反铁磁耦合模型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还研究了Ｃｏ４５Ａｇ５５／Ａｇ多层膜样品的退火效应．

宋朝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与官方文书的分类为中心

宋朝的进奏院大体上与现代国家邮政总局有相似之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收发官方文书，为了确保各种文书及时而准确地送达目的地，宋朝政府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措施。具体而言，既包括对进奏院官吏的严格控制，也加强对各种文书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官方按照传递速度和时间将文书分为“常程”和“急速”，按照文书的机密程度又有“实封”和“通封”之别。尽管宋朝制定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文书传递过程中依然漏洞百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

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

宋代是中国古代新型宗族体系得以确立的最重要时期,此后的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唐以前社会基层权力体系的崩溃,宋代必须要在原有制度基础之上拓展新的路径,否则难以适应经济基础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宋儒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逐步解决了新型宗族组织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而又具有规范意义的模式,这些理念随着元朝以后儒学地位的崇高而愈益得到民间的认同,使祠堂等设施得以普遍化,祠堂成为民间极其普遍的家族活动场所。

宗教仪式与政治伦理——宋代佛教戒坛的建置及其象征意义

戒坛是剃度出家人的场所,也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附属设施。在宋代,政府严格控制佛教戒坛的创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戒坛逐渐增加,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记载的戒坛数量,似乎都是不准确的。资料显示,在宋代,戒坛的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应该是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在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戒坛大体上应该是以州级行政机构为基本标准设置的,而在佛教相对不那么普及的地区,大体上应该是若干个州设立一座戒坛,供该地区僧尼、沙弥剃度之用。一年一度的剃度仪式隆重而庄严,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将出家人的剃度仪式与各级政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了起来,使受戒活动更显隆重,也使戒坛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场所。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建构和谐:宋儒理想状态的家庭邻里关系

经过所谓的"唐宋变革"以后,宋代最基层的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因应新的社会环境,宋朝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齐家"理念;同时,随着新的宗族体系的确立,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乡约"。这些"居家礼仪"等宋代读书人倡导的理想社会关系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成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基层社会组织形态,这是唐代以前门阀制度崩溃以后宋代重构基层权力网络的必然结果。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

传世的史料中保留下来若干宋代寺院、道观数量的记载,多数学者将这几组数字视为宋代寺观的总数,但这种看法显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此类数字仅为宋代官方登记在册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寺院、道观数,而事实上,宋代民间不断兴建寺观,因而存在着大量未经政府赐额的寺观。另外,这几组数字均是将寺院、道观合而为一的,有必要依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对其进行细致区分。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小人物与大历史：一个被遗忘的北宋将官

郭景脩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级武官,在历史上只能算是个小人物,正史中几乎不见踪影。可是今天能读到的他的墓志铭却有六千余字,其长度,可与正史中少数最著名的人物传记相提并论。可惜迄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仔细研读墓志铭,可知,郭景脩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少时的理想是通过科举直接担任文官,可因缘际会,他的仕途却是从武举开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武官。他供职于北宋的边防机构,从最低级别的武官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主管民政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历史上某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大人物相比,他显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他的业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地经营了阶州(甘肃武都),使当地羌人归顺了宋廷。但是,他的一生,却是北宋中下层武官,特别是从事边防事业的中下层武官的缩影。从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吐蕃、西夏王朝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深远影响,这些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大历史了。

宋代“牒试”制度论考

宋代士大夫普遍认为,"牒试"是天水一朝科举考试中最阴暗的角落,也是腐蚀读书人心智的罪魁祸首。该制度源自于"别头试",是指由转运司组织的对各地官员亲属、门客等的科举选拔考试,大体上相当于州军发解试。宋朝实行"牒试"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官员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地方科场中营私舞弊,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牒试"却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对官员亲属的照顾和恩惠。因此,与其说"牒试"为防弊之策,倒不如说是官员特权的直接体现。就"牒试"制度而言,总体上还是比较严密的,按照规定,凡参加"牒试"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如须有关官员的担保,且必须是真正的官员亲属、门客,等等。然而,由于"牒试"录取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举子参加的发解试,因而各地方官员为了给亲朋故旧谋取功名,往往假冒籍贯、亲属关系或门客,通过种种违法"经营",使那些本来不符合条件的举子具备了法定"牒试"资格。结果不仅加剧了两宋时期的冗官危机,导致严重的吏治腐败,而且扰乱了科场秩序,破坏了科举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给宋代科场、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佛性与人性:宋代民间佛教信仰的真实状态

《碛砂藏》是宋、元时期平江府延圣院僧人主持刊刻的一部大藏经,要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延圣院的出家人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之外,宋元时期民间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该版大藏经刊刻记中出现了宋代平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各色人等的身影,既有地位崇高的官员,也有普通的乡村民众、城市市民,还有不少是出家人。他们之所以捐资雕刻佛教经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佛教信仰。然而,《碛砂藏》的宋人题记除了追荐祖先这一主题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涉及捐助者的现实利益,绝大多数题记都在祈求神灵庇佑自身及家庭成员,即便是为亲属的亡灵祈祷,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世者的安宁吉祥。由此可知宋人的佛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不可否认,这种题记的内涵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高度吻合的,是宋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宋代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面相。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

诸多资料表明,宋代凡是进奏院下发到各地的“文字”原则上都可以称为邸报,其称谓有“报状”、“进奏官报”、“进奏官报状”,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将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朝廷内外人事任免以及其它各种文件和指示传达到地方。同时,地方相关政务亦需向朝廷汇报,经过有关部门“批示”后再由进奏院负责转发下去。显而易见,这是宋代权力动作的重要侧面,也是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地方官员从邸报可以了解一些朝廷动向和“施设”,并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中央也能通过邸报从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掌握地方政务。

宋代商业民俗论纲——以城市餐饮业为中心的透视

宋代的商业民俗丰富多彩 ,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和习俗。以城市餐饮业为例 ,店铺多以姓氏冠名 ,且多数商店都将经营内容写入“店标”。京城中规模较大的酒楼 ,一般要用新奇的建筑和装潢设计、特殊的灯光效果以及浓妆妓女吸引“高贵”的顾客 ,数量众多的各类中小型餐馆遍布大街小巷 ,经营南北各地风味的饮食 ,满足普通城市居民的日常需要。在这些消费场所 ,除了顾客 ,还有“闲汉”、“厮波”、妓女、小贩各色人等往来穿梭 ,他们或乞食 ,或替客人斟酒 ,或为客人烧香祈福 ,或卖唱 ,或兜售商品 ,成为这些场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肆则一般都供奉茶圣陆羽神像 ,许多还张挂名人字画 ,摆上奇花异木 ,但消费层次和功能则是五花八门 ,有的单纯卖茶 ,有的兼卖酒食 ,三教九流各阶层人士往来其间 ,或下棋、听书 ,或饮茶、聊天 ,或学习乐器 ,各得其所。所有这些 ,相沿不辍 。

北宋荫补制度与官员家族势力的兴衰

宋代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为了合理合法地保障官员家族势力的延续,也为了限制官员子弟无限度地入仕为官,宋朝政府陆续出台了越来越严密的官员子弟荫补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族的兴衰起伏,推动了家族发展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