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

本文以吴兴县为例,对传统方志与其它文献中乌青、南浔、双林等市镇所谓的"烟火万家"的描述,以及近代以来这些大镇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了仔细的辨析与对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清代苏州、湖州、嘉兴三府在1950年代初期的市镇与城镇数量的反差和人口的城镇化比率,作了细致的分析。文章认为,"烟火万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文字描述,抑或是指市镇与周边乡村的人口总数,而并非单指市镇的镇区人口。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期的"市镇",实际上多系自治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单位,这样的"市镇"人口,只是一种自治人口,而不是真正的市镇人口。明清江南市镇数量上的广泛性成长,与单个市镇的集约性成长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广泛性的成长,对江南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助益相当有限,不宜作过高的评价。

民国吴江县市镇的工商业结构——兼论“专业市镇”与“非专业市镇”的差别

本文利用吴江县1934年与1950年代初各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资料,对两个时期的市镇工商业结构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市镇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作为大多数的中小市镇,并不具有专业生产的特征,只是起一个与周边农村之间的商品交换与服务中心的作用。专业市镇与非专业市镇的差别,可以清楚地从一个镇的工商业资本额、贸易额与从业人数反映出来。

“城厢”与“乡厢”:清末武阳“城自治”区域的划分

清末新政时期,县以下实行"城镇乡"地方自治。对于"城自治"区域的划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虽然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但对于何者为"厢",厢区应该如何划分,却并未予以详细说明,最终致使一些县分在城厢自治区域的划分上费尽周折。清末武阳"城自治"区域划分过程的艰难与反复,即充分展示了城乡双方所能够利用的各种制度空间及其背后运作的社会机制。

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社会变迁

自宋代以后,葛源镇逐渐形成了以周刘杨王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权力格局。明清易代、三藩之乱、太平天国时期,葛源地方社会均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传承机制却一以贯之。宋代以后葛源地方大族的历史,全息地反映了葛源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

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业与商人

文章利用方志与墓志中的商业与商人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鄱阳县本地商业状况与外来商帮构成,以及鄱阳商人的经营行业和商贸地域。透过商人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到士人为商人写传,大力肯定商人的志业,商人则高度认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学主流价值观;方志为商人立传,商人为桑梓与国家效力,体现的是士商之间、商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良性互动。

从清乡调查到附税之争:“浪打穿”十圩的区域命运

传统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多以县级政区为研究下限,注重的是对相关史料的钩沉索隐,以求得一朝一代,或某种某个政区的复原与沿革之详情。随着相关研究问题意识的转变,特别是由于近世文献丰富性的大大加强,学界也开始更加注重从国家制度的结构性背景及区域史研究视野当中对县以下行政区划进行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趋势来看,学者们在对县以下行政区划的类型、性质与功能的一般性讨论①之外。

明清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域外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对中国学者的明清史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如何在外来的理论与思维当中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与愿望。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必须依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献,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史实出发,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最终建立起中国史学独立自主的叙事框架和知识体系。回顾研究历程,检讨既有成绩,可以发现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明清史研究成果,往往与新材料的利用、新视角的借鉴或新方法(多学科方法)的运用紧密相关。基于此,本文对2020-2022年明清史研究进展的述评,即围绕着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三个角度展开。

地方志叙事“小传统”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数量增长——兼论1929年与1934年的“商业镇”与“自治镇”

明清两代常熟、吴江二县商业市镇数量增长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呈现的巨大反差,不仅与二县面积、自然地理环境、农村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而且还与各自地方志对市镇的界定标准与写作背景息息相关。对于明清江南各县地方志对市镇记载详略简繁的理解,需要透过文献本身与地方志叙事的"小传统"联系起来。1929年与1934年的两次改划地方自治区域,对原先商业意义上的市镇作了一个自治区划上的界定。1929年的"自治镇"指的是100户以上的有集市之处,1934年的"自治镇"则是指500-1000户的有集市之处。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背景下,1929年与1934年一些商业大镇被分划为若干个自治区域单位意义上的"自治镇",是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需要,与商业意义上的市镇的界定标准无关。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祖先记忆与文献传播:“瓦屑坝”三考的来龙去脉

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曾广泛流传于明清以后湖北黄州府与安徽安庆府两地。清代康熙以后,在江淮之间的广阔区域内,敬宗收族、寻根问祖成为一时之风尚。以张希良、靖道谟、史珥为代表的湖北、江西两地文化精英,更孜孜于"瓦屑坝"确切地点的考证求索,于是便产生了"瓦屑坝"前后三考这一移民传说的精英文本,并进一步规范和影响了地方宗族关于始迁祖的历史记忆。"瓦屑坝"三考文字的产生与流传,既充分体现了地方士大夫在移民传说由口头传述向文字书写转变当中的文化创造作用,也深刻揭示了移民传说流传背后地方宗族发展的区域历史文化过程。

从景祐宫到振英祠:明清宿松石氏祖先故事的创造与演变

元末乱世之中,石良招集乡兵,保障淮西宿松一隅。明代天顺元年,石良之孙石淳编修宗谱,借用元末太湖县棠梨山景祐宫碑记文字,建构出始迁祖石兴宗创庙祭祀张巡的故事。清代康熙前期,石颂功主纂县志、主修族谱,进一步将始迁祖石兴宗建构成为宋末淮西抗元的义兵首领,又建构出石良于明初创建振英祠的故事,并最终成功地在县城之中重建了振英祠。从景祐宫到振英祠,石氏祖先与张巡崇拜故事的创造与演变,反映了明代天顺与清代康熙两个时期宿松石氏家族文化精英编修宗谱、拟定世系、建构家族权威的文化创造,以及两个不同时代江淮地方由乱而治的社会发展轨迹。

从市场到区划:清至民国江南市镇区域变迁——以盛泽镇为例

江南地区的盛泽自明代嘉靖年间成市以后,市镇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影响力长盛不衰。入清以后,随着吴江县丞的入驻以及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不断设置,盛泽镇在地方行政运作中的核心作用也日益凸显。经过顺治、乾隆、同治、清末四个关键时期的多次建构,盛泽镇的空间范围得以不断扩张。从雍正分县到民元并县,从太平天国战争到清末地方自治,从清末的"盛泽镇"到民国前期的"盛泽市",再到1929年后的"盛泽区",盛泽镇走过了一条极尽曲折的区域建构与变迁之路。清代至民国盛泽镇区域的形成与变迁,乃是不同时代国家制度、地方行政、区域市场、地理空间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近代吴江自治区域的划分——兼论“区域江南”与“江南区域研究”

清末江南各县市镇"固有区域"的构建与清末民国江南各县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既深刻体现了江南内部自然地理的差异与各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人文传统,又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国家政治制度背景下进行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历史过程。1929年,吴江县改划自治区域调整,集中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家对地方自治区域划分制度设计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地方自治区域调整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历史过程又与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区广泛兴起的商业市镇在江南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公共事务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实体,它还是一个与区域历史发展脉络紧密相关的社会综合体。

明清至民国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记忆

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故事,已经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先后出现。从康熙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属诸民来实宿松"的正式提出,到道光县志援引《明史》太祖本纪、节引康熙县志成说,再到民国县志氏族表中"瓦屑坝"异军突起,宿松地方家族始迁祖记忆结构变迁的背后,是各族始迁祖记忆从口头传颂到文字书写,从民间族谱到官方志书,复由官方志书至民间族谱,最后经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后民间族谱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袭引,而逐渐展开的一个文献传播过程。每一个家族始迁祖故事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都是族谱编纂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面对一个由故老传说、家族文献、民间谱牒、地方志书、文人著述,甚至是国家正史所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最终采取的有选择性地记忆的结果。

天涯何处是“江南”:——评吴滔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即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并始终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明清时代,江南地区为数众多的商业市镇广泛兴起,商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剧,更引起了为数众多的中外学者的注意。某种意义上讲,＂江南＂不但成为学者们了解唐宋以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他们施展＂历史学技艺＂的学术舞台。然而,天涯之大,何处才是＂江南＂？面对这个问题,历史地理学家可能会向我们娓娓叙说秦汉以来＂江南空间意涵不断演变的故事①,经济史家则会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到底应该如何界定②,而在思想文化史家看来,＂江南更多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地理实体,而只是一个文化的＂地理意象＂③。

近代上海周边地区的市镇人口——以宝山、嘉定为例

文章对民国前期宝山、嘉定的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民国前期宝山的城乡人口结构已经向近代类型转变,而嘉定的市镇人口职业构成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格局,两者的差异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能量聚集过程,在城市本身商业机能获得充足发展以前,其对周边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明清徽州地方家族的统宗会谱及其意义

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徽州同姓各宗支会通谱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成化年间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的编纂完成,更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宗族的统宗会谱活动。在程敏政之后,许多的徽州士大夫虽然强烈批评统宗谱中附祖冒族、攀援附会的做法,但大多又同时肯定统宗谱追溯祖先谱系、广泛收录宗支的正当性。于是至嘉靖、万历时期,徽州地区各姓氏的统宗会谱活动前后持续不断,一时蔚为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