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关于劳资冲突分析的文献综述

本文试图从组织公正的角度来理解劳资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即认为组织(企业)层次上的劳资冲突源于应该由雇主(资方或其代理者)负责的雇员的不公正感,把雇员对这种不公正感的行为反应视为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根据这个思路,本文在回顾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组织(企业)层次上的劳资冲突的理论框架。

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对一起集体上访、静坐事件的个案研究

针对一起持续时间长达18天的集体上访、静坐事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本文认为,它源于强烈的集体不公正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导致它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 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公营工厂逐渐在边区兴起。为了提高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并维持公营工厂内部良好的劳动秩序,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中央等有关决策者创造性地对公营工厂的劳动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改造活动。随着这些改造活动的推行,一种主要用于规范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态度以及公营工厂内部党组织、行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新的劳动伦理被逐渐构建起来。由于构建这种新的劳动伦理的逻辑起点是把工人的劳动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动,故本文把这种新的劳动伦理命名为"革命的劳动伦理"。以"赵占魁运动"为考察的中心,本文系统地探讨了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是如何被构建而兴起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

想象中的工会作用——评几篇定量研究中国工会作用的文献

中国的工会体制具有根本不同于美国的工会体制的基本特点,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以定量方法研究中国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的作用时,往往把中国的工会体制想象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体制,尤其是把它想象为美国的工会体制,从而像有关学者研究美国工会的作用那样研究中国工会的作用,这样做难免不切实际。因此,在研究、评价中国工会的作用时,不能仅仅关注工会在维护职工的某些局部的、眼前的经济报酬上的作用,而应该有更加宽阔的视野,研究具有中国国情的实际问题,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会研究理论。

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 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分别回顾并比较分析布洛维和华尔德关于"制造认同"的理论模式;然后介绍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作者把这些基本经验称之为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再后分别从资方和劳方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之所以可行的主要原因;最后探讨这种模式所隐藏的两个主要问题。

政绩驱动下的工会行动——对F厂工会主动介入生产管理过程的调查与思考

F厂是隶属于某集团公司的一家国有独资企业。自2008年10月1日以后,F厂工会主动介入生产管理过程,牵头开展了"生产操作无差错"和"修旧利废"活动。这两项活动并非工会必须开展的本职工作,F工会之所以要超常规地开展这两项活动,主要是出于追求政绩的考虑。那么,F厂工会为什么要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追求政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追求政绩的做法?本文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私营企业“类单位化”:党和政府软性调控劳资关系的一种综合性后果

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制造企业,不少已具备了类似"单位性质"的特征,本文把这种现象称为私营企业"类单位化"。以浙江省诸暨市的调查为基础,本文论述了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的基本历程,并探讨了私营企业"类单位化"的基本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形成——重温上个世纪50年代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通过召开三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最终确定了工会的中心任务,即要求工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本文以重温这三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形式描述了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形成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责

当我们理解《工会法》规定的工会的"维权"职责时,应该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应该注意到工会的中心任务早已形成;二是应该注意到当时修改《工会法》时之所以强调"维权"的背景因素;三是应该注意到《工会法》本身对工会的"维权"职责至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限定;四是应该注意到修正后的《工会法》出台之后,全国总工会自身对工会的"维权"职责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定。

主人翁话语的兴起(1930-1949)

本文所说的“主人翁话语”是指围绕工人阶级既是国家(或社会)的主人翁,也是公营(或国营)企业的主人翁这种宣称而构建的一套话语,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责任的话语;二是关于如何使工人阶级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的话语。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解读,本文对主人翁话语在苏区萌芽、在边区初步发展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得以兴起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心理契约与国有企业工人的不公正感——以西厂为例

对西厂(国有企业)工人的问卷调查表明:自1979年以来,直至2003年4月1日西厂被宣告破产为止,应该由领导干部负责的西厂工人的不公正感是逐渐增强的;原国有西厂的一些工人转制到私有西厂工作之后,他们在几个方面的不公正感都降低了。本文从心理契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应该如何评估样本的代表性?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可以采用将样本的某些特征与总体的同类特征进行比较的办法来评估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则强调:在具体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这种评估的方法既不可行,也不科学。评估样本的代表性的关键,是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概率样本,而要做这样的判断,只能依据实际抽取样本的具体方法和具体程序,而不是依据最后所得到的样本的具体特征。本文还探讨了未应答现象及其对样本的代表性的影响。

工会如何搞生产？--李立三、赖若愚的探讨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教育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会如何搞生产?这对当时的工会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分别回顾了李立三和赖若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了他们的探讨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些启示。

社会主义劳动范式的形成(1949—1956)——基于对劳动竞赛推进过程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劳动竞赛被不断向前推进,并于1956年5月被推进至其发展的最高水平。本文对当年我国大力推进劳动竞赛的根本动力、具体过程及其累积性后果等进行深入解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开展劳动竞赛的过程,不但是一个发动工人群众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而且是一个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从而改造其思想观念的过程。劳动竞赛被推进至其发展的最高水平,意味着在我国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范式,即社会主义劳动范式。这种劳动范式的实践层面就是经常性的劳动竞赛的实践形态,它的观念层面则主要是与劳动竞赛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与推广过程及其意义

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我国纺织行业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其置于在国营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总结与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不仅是在技术层面上总结与推广一种工作方法的过程,而且是在国营纺织企业中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的过程,也即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思想改造既有助于把工人改造成为像郝建秀那样的自觉劳动者,也有助于重建工会与企业行政、工会与党组织以及工会与工人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论我国的东西分异

无论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用历史和发展的观点,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我国东西部分异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一、农耕文化的东商推移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等大支流的河谷。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充足,便于穴居,十分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

苏区阶级工会的兴起

阶级工会也叫阶级斗争的工会、阶级性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1931年至1933年间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曾被广泛使用,与当时同样被广泛使用的赤色工会、革命工会属同义词或近义词。遗憾的是,这些文件并没有明确定义阶级工会。全总认为:“赤色工会是工人群众自己争利益的组织,是实行阶级斗争的,是实行用群众的力量向资本家争斗,取得工人的利益,是绝对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封建势力的,是绝对反对劳资妥协的……总之,赤色工会,是工人群众为自己利益与解放的斗争组织。”

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通过一系列的管理体制人为地把整个社会划分为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大块。

建构中的定量因果分析

在社会研究中,经常采用横剖式的调查研究方式来收集数量化资料并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先阐明这种定量因果分析的基本逻辑;然后,重点论述研究者在因果推断过程中是如何对现实进行建构的;再后,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几点关于定量因果分析的启示。

社会调查中的样本规模是算出来的吗？

本文首先阐明概率抽样的意义以及估计总体均值时计算其样本规模的基本原理,以此为例,从几个方面论证以下观点:在以问卷形式收集资料的社会调查活动中,这种采用公式计算样本规模的做法一般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