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及其风格——施莱尔马赫如何在德里达和索绪尔之间调解

几十年前,在人文学科中“结构主义者”和“解释学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理解是由匿名的“符号的秩序”确定的,后者则将其追溯到主体的“构成意义的”和“揭示世界的”活动。早在200年前,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就在他的解释学中提出了解决这一争议的建议:语法(以及通常的“符号的秩序”)基于主体的理解构思,但一旦它们固化和系统化为“语法”,就会决定主体的行动和理解。然而,应用语法规则的自由最终基于说话的主体的自由。本文详细论证了该论点是日内瓦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的基本见解,他的语言学被错误地风格化为所谓结构主义的奠基文献。当德里达指责所谓的索绪尔结构主义从僵化的“代码”(语言)中推导出“意义效果”而没有考虑到不断更新和区分符号排列的无政府主义时,他与索绪尔达成了一致。然而,德里达没有解释究竟是哪个主体真正产生了这些意义效果:主体当然是人。在这一点上,施莱尔马赫的理论被证明优于这两位作者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