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提高了科研人员创造性吗:从制度信任看自主权与自主性感知的背离

正在进行中的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改革,对自主性感知、创造性工作的提升效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利用对中国科学院962名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导致自主权与自主性感知分离的原因,识别制度信任对改革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经费使用自主权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行为,但受到自主性感知的中介影响,而制度信任会调节自主权和自主性感知之间的关系;制度信任对创造性工作行为的积极影响更大。因此,健全科研机构自治、塑造制度信任应是进一步落实自主权改革的关键。

社会网络在科研团队知识创新中作用的研究现状综述

利用UCINET软件对社会网络与科研团队知识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出学界研究热点;结合热点词汇,将相关领域的研究分为社会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网络结构对知识创新的影响和社会资本对知识创新的影响三类,分别进行综述;分析了对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提出未来可以从二维框架和系统模型的角度展开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港深科技创新政策的现状与优化策略——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定政策措施,亟需创新的生态系统观。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和要求出发,运用政策工具的框架,考察当前香港、深圳两地的168份政策文件、955个内容分析单元,探讨政策合理性与改进空间。研究认为,“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异质性、文化多样性,是港深创新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具备潜力提升系统演进效率及孕育更多突破性成果。而要使潜能成为现实,港深双方都必须建立生态系统“共生竞合”的思维,加强在需求侧政策中的合作,改善系统中的制度因素,在尊重差异的同时,促进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流动。

科研机构数据管理体系构建研究--来自NIH和CNRS的经验启示

对任何一个科研活动主体而言,如何汇集、存储、共享、开发和利用科学数据,基于数据构建开放协同的科研组织模式,已成为迎接数据密集型科学范式到来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大学和企业相比,科研机构具有开展科学数据管理的组织优势,有条件做出先行探索。本文尝试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数据管理工作为对象,采用案例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剖析二者围绕数据生命周期建立的数据管理体系特征,以期为我国科研机构建构数据管理体系提供借鉴。

以色列孵化器建设经验对我国发展众创空间的启示

以色列作为"创业的国度",多年来其孵化器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效模式。本文分析并总结了以色列孵化器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在深入剖析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认为我国众创空间建设应提升专业化服务、构建标准的入驻机制、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并逐步推动行业规范。

中日科研资助体系对比研究及启示

自2015年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期,再造国家科研资助体系提上日程。从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产学合作政策两个维度,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发现,当前我国还存在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比例偏低、竞争性资助计划覆盖领域和人群不够充分、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引导尚存不足等问题。因此,还需进一步优化科研资助体系,使其在二元结构、覆盖面等方面更加合理,并强化对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规范和引导。

权威与激励: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政策比较

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开放共享是开放科学的题中之意,旨在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促进更多成果产出。政策是推动科研设施仪器开放共享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分析却较少。文章在时间—工具框架下对23份中央政策文件和65份省级政策文件进行了文本分析,凝练出强制开放和查重评议两类权威型政策工具,以及评价考核、正面和负面支付等多种激励型政策工具,揭示了省级政府沿袭和加码中央政策工具的现状。结合对高校院所调研访谈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强化使用率和产出率考核导向、分级开展查重评议、联动科研经费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4点政策建议。

国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在开放科学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增进创新合作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性2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4种开放共享模式:公共普惠共享模式、市场响应共享模式、集约保障共享模式和战略合作共享模式。遴选国外代表性案例,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不同开放共享模式的基本特征。最后,基于对这些模式的深入分析,探讨对我国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方面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政策计量视角下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演进与体系构建

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迈入数据密集型的“第四范式”,科学数据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在国家科技创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1,2].开放共享是科学数据作为人类知识财富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科学数据自身价值与意义的根本途径.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Neelie Kroes曾指出:“唯有开放和共享,我们方能在科学上进步”[3].

高产出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支持?——个体认知风格与组织资源匹配的实证研究

目前科研组织提供支持性资源时,较少考虑科研人员的个体需求差异。本文基于认知风格与环境的匹配假设,从影响个体组织资源偏好的科研人员认知风格入手,尝试将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的认知风格划分为原创型、效率型和团队型三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了较高科研产出情景下组织支持资源与科研人员认知风格的交互情况,并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结果,采用逐步回归检验了不同风格在组织支持影响科研产出中的调节作用,验证了两类要素作用于科研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三类风格科研人员均能产生较高科研产出,但三类风格所需核心组织支持的侧重点不同:原创型风格的科研人员需要匹配薪酬待遇,效率型风格的科研人员需要匹配职业晋升机会,而团队型风格的科研人员则需要匹配更好的情感关怀和晋升机会。研究不仅提高了对不同风格科研人员组织支持资源需求的规律性认识,也为科研组织向科研人员提供更加精确的支持资源提供了研究依据。

会员参与对科技社团员工公共服务意愿的影响——基于跨层次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

公共服务意愿偏低阻碍了我国科技社团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如何通过行政力量以外的方式提升员工的公共服务意愿受到重视。本文关注了会员参与的影响,基于跨层次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会员参与对员工公共服务意愿的作用路径和效果。综合运用统计数据和对57家社团中347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和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会员的积极参与强化了员工的服务意愿;员工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中介了这种作用,且主观规范的中介效应最强。因此,服务会员和提高会员参与应是提高科技社团员工服务意愿的抓手,要把加强双向互动、强化会员对员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作为提升社团员工公共服务意愿的关键。

加快完善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但从实践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仍面临投入比例偏低、新知识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文章在概括分析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动力—能力”分析框架系统揭示当前我国企业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并从政策需求出发,为完善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提出对策建议。

如何引进、用好和留住人才?——国家科研机构人才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利用重大科学计划和战略创新平台的竞争优势,吸引、聘用和激励一大批高水平科技人才,是各国国家科研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文章以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国家科研机构为案例,重点分析了其在人才集聚、人才环流、人才激励中的作用机制。文章指出,我国国家科研机构应加大国际化人才吸引与集聚能力,优化稳定与流动适度结合的人才结构,改进科研人员薪酬结构与水平。

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吗?——以中国科技社团为例

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公共服务,是社会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但对于改革是否真正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质量存在不同评估。本文通过对175家科技社团的问卷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并比较两类改革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研究发现,通过"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改革在总体上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且购买服务的效果更好。但改革同时出现"内卷化效应",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有加强的现象,对服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改革中"制度不足"与"管制过度"并存的问题突出。本文提出,应当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抓手,在实践中继续明晰政府职能边界,注重配套制度,避免在改革中"单刀突进"。同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负面清单"制度,提升社会组织能动性。

香港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的作用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明确香港角色,并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香港在4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高水平大学集群与自由的学术氛围,培育出大量创新人才;(2)基础研究优势,并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互动中促进技术创新;(3)一流的现代服务业,可为企业发展提供法律、金融等方面的支撑;(4)全球视野和良好国际形象,提升大湾区国际化水平。但同时,香港也在产业发展、创新政策实施和创业成本等方面有不少教训。善用"一国两制",加强两地互动,既有助于香港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具体要求的优势领域,实现自身突破,也有利于贡献独特智慧,辐射大湾区建设,并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创新事业发展。

科技社团参与科技类公共服务的现状与策略

科技社团通过提供科技类公共服务,满足科技工作者需求,提高创新系统效能并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本文采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使科技社团提供更多、更好科技类公共服务所需的要素及其构型。以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为实证对象,通过对244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分别识别出提供高数量或高质量服务的核心与边缘要素,在此基础上形成5类主要构型,并进一步提炼出“资源驱动”与“领导驱动”两类实现途径。研究发现,组织的资源与领导对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具有可替代性。其中,资金状况、内部人才队伍和政府支持是服务数量的核心要素,专家资源和社团领导的价值认知则对服务质量有决定性影响。对构型中各中性排列的分析,为科技社团找准与其目标相匹配的发力点、有效提升在创新系统中的表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什么放松管制未能激发社会组织员工的创造性?——政府管制的结构-过程分析

政府管制被认为是我国社会组织员工创造性参与偏低的原因,但放松管制的改革举措并未有效激发创造性。为解释这一现象、深化对政府管制与员工创造性关系的认识,本文构建了政府管制结构与过程的概念,讨论管制的结构强度和过程复杂度对员工创造性参与的共同影响。以科技社团为例,综合运用对57家社团中346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和二手数据,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发现当政府管制过程的复杂度较低时,管制结构强度的上升不会阻碍员工创造性,而当管制过程复杂度较高时,管制结构强度有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中对管制过程复杂度问题的忽视,导致员工创造性存在从高表现象限掉入中等表现象限的风险,提出要系统规划放权之后如何实施管制,将界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责边界、减少碎片化制度和模糊监管、强化法治精神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关键。

政策计量视角下社会组织服务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困境

社会组织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其作用的发挥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与政策强度的二维计量框架,对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已有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我国当前政策体系基本覆盖了社会组织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各个方面,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趋于合理化,但能力建设式工具的使用还显得不足,决策咨询活动的政策强度难以满足当前需求,部门间的协同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实地调研收集的信息支持了计量分析的结论,并发现职业资格认证、参与科学研究等政策在实践中存在被误读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

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如何完善

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更加需要考虑科技伦理问题,组织科技活动更加需要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对科技影响的评价更加需要综合专业判断和价值判断等,强化科技治理迫在眉睫,科技治理体系需从科技伦理、科技投入、科研数据和科技评价四个方面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