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校旅游英语教学刍议

入境旅游业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涉外旅游人才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高校旅游英语教学肩负着培养涉外旅游人才的重任。当前四川高校旅游英语教学存在教学方式陈旧单一、与时代脱节、缺乏地方化特色、重语言技能轻文化底蕴、以输入英美文化为主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等诸多问题。本文针对旅游英语教材设计和旅游文本英译提出建议,为四川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构建学生的中国文化身份、培养优秀涉外旅游人才提供借鉴。

从颜色词的角度再论沃尔夫假说

事物的语言分类在思考过程中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分得粗与细,并不反映民族间思维与表达能力或分类和概括能力上的差异,除语言的习惯外,就是人们在交际中对某事物的命名是否有需求。人类语言都是根据生存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

浅析构建理想语言的不可行性

语言的精确与否,要看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定,不能离开使用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考察精确性问题,不存在绝对的精确性。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语言表达式的使用及意义,语言游戏植根于生活形式,归根结底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有多少种生活形式,有多少种生活实践,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语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

高等旅游院校跨文化教育体系构建

跨文化体验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旅游教育工作的开展应紧扣这一特性。高等旅游院校肩负着引领旅游产业发展、培养旅游专业人才、传承创新旅游文化的使命,应当将跨文化教育作为自己的战略选择,将培养具有跨文化素质和能力的旅游人才作为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全面构建跨文化教育体系,改革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将跨文化理念贯穿到旅游教育的全过程。

文化转向后翻译标准之再思考

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体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具有积极作用。但文化转向未能正视翻译的本质属性,误导了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其问题与局限性不容忽视。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转向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消极作用,进一步厘清文化转向后的翻译标准问题。

熊式一英译中国戏剧《王宝川》之成功与困惑

上世纪30年代,熊式一英译的中国戏剧《王宝川》在西方国家大受追捧。近年来,随着《王宝川》被学界重新发现及对其研究的增多,很多学者把它作为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典范。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也不乏争论与质疑之声。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研究《王宝川》这一曾经轰动西方国家的中国戏剧。

藏区旅游发展助推民生改善的战略思考

旅游业是藏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藏区旅游发展进程中,民生问题贯穿始终。发展藏区旅游业,要与民生改善相结合,以旅游富民,以旅游促藏区社会稳定。以旅游业发展推动藏区民生的改善,要从文化、生态和安全等方面着手,探索适应藏区民生实际的旅游业发展思路和机制。

再论理雅各之“合儒”与柯大卫之“攻儒”--以《孟子》译本为例

自利玛窦开创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以来,西方传教士译者对待中国儒学一直有“攻儒”与“合儒”两种主要倾向。柯大卫和理雅各分别被认为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中“攻儒”与“合儒”的典型代表。前者备受批判而后者备受推崇。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被学界奉为“标准译本”,至今仍是西方人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二者《孟子》译本为核心,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传教士译者“攻儒”、“合儒”之本质与异同。

理雅各“分裂的惯习”之“被结构”与“结构”剖析——基于《孟子》译本副文本的研究

中西学界对理雅各其人及其翻译和传教活动一直颇具争议。本文以理雅各《孟子》译本序言、注释及个人演讲等副文本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理雅各在对孟子的评价、鸦片战争以及传教等问题上均呈现出明显的自相矛盾,而这正是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本文借用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基于“惯习”的“被结构”特性,探究理雅各矛盾状态背后“分裂的惯习”以及构建该“分裂的惯习”的主要场域;在此基础上,基于“惯习”的“结构”功能,揭示理雅各在中国典籍英译等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分裂的惯习”其实是背后多元文化为争夺资本、重构场域进行的斗争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