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政治与三教合一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不仅能迅速传播 ,而且能与传统儒、道鼎足而三甚至合流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固然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时代的原因 ,也离不开各阶层人物的理论鼓吹和文人士大夫的雅兴 ,但历代封建帝王所推行的实用宗教政策和政治目的 。

略论张耒主体修养论的多重内涵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修养论滥觞于先秦诸子,其后内涵不断丰富,至宋已形成集成局面。张耒主体理论中对言德相符的强调,以及对主体精神人格、人生阅历、知识学问等的关注,正是广泛继承和发展前人主体论的结果,也是宋代文学批评中主体论集成特点的集中体现。

汉唐文化思想与文学特征之比较

汉、唐两代均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拥有世界一流国力的强盛时代 ,其在政治地位、经济繁荣程度、军事力量以及世人心态等方面都有诸多相同相似之处 ,但其在文学创作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论张耒学术文化思想对蜀学内蕴的契合

张耒出自苏门 ,其文学创作风格与苏辙相近 ,但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 ,却对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吸收 ,尤其是对道的内涵的复杂性认识 ,对性命问题的探讨 ,以及对宇宙生成问题的看法 ,都从根本上融会了蜀学精神 ,为蜀学的发扬光大以及整个宋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司空图主体超越与务实美学思想浅论

司空图是唐代是著名诗歌理论家。在其诗歌理论中 ,他从主体条件入手 ,把道家修身养性的方法及美学思想和佛教的心性净化理论同个人生活体验及感受融合起来 ,提出了超越与务实相结合的思想 。

论张耒的多元人格理想与基本人生价值取向

张耒学术文化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受其多元人格理想与基本人生价值取向的直接影响。研究其多元人格理想及基本人生价值取向形成的内在原因,对了解蜀学乃至整个宋学的内蕴有着较大意义。

张耒情本文学思想刍论

张耒学术文化思想明显呈现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儒家至诚理论对其影响巨大，他反复强调立诚是修德进业之本，仁义是治国安邦之基，而“仁义之道亦本于心”，因此，他要求主体必须修身立其诚，如果是统治者，就应以至诚之心、顺人心人情治国，因为只有“发于至诚”才能“尽下之情”，“尽下之情”才能得民之心，

司空图三外说中的佛禅道之内蕴

本文结合司空图的生平与诗作，对他的诗论中的核心观点“三外说”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象外之象”中所包含的佛、禅、道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司空图的“三外说”既是对前人创作实践及诗歌理论的总结发展，也是佛禅道思想影响的结果，司空图体察到文学创作过程与佛禅道哲学思维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注重启示与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因而将佛禅道内省的功夫引入诗论中，作为诗歌创作构思的重要环节，把玄学言意之争和道家修身养性的观点与佛教对法、相的感悟和禅宗的心性修炼方法结合起来，对诗人如何处理言意关系，如何感悟自然。

论唐代诗人的多维人学价值观与创作多样性

唐代诗歌从题材内容到风格特点呈现多元化色彩,既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也与诗人特定生活环境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思想文化的相对开放、文明、活跃,建构了诗人多元化的人学价值观。他们受多维人学价值取向影响,常常在特定条件下,对其思想文化心理加以调节、反思甚至重构,并把其复杂内涵真实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从而形成作品从题材内容到风格的多样性。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差异研究

基于克拉尼斯基定律,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差异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差异缘起于两者目标、核算基础和信息质量要求的差异,并可划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会计和税法在收入确认(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资产使用权等)、税前扣除项目与不能抵扣项目方面的差异,理解差异形成过程,可为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提供参考,并为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提供建议。

唐代宵禁制度与唐传奇的时空建构

宵禁制度自周代开始实施,至唐代达到顶峰,其完备的律令系统在规定人们生活时空范围的同时,也影响了唐传奇时空建构。宵禁制度之下,人们的生活都在其规定的时空内进行,影响到唐传奇的叙述则变成一个潜在的设定,无论是世俗生活还是鬼神世界,皆以街鼓宵禁作为分隔的标志。同时,宵禁制度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也推动着唐传奇叙述中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展开,对唐传奇叙述时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小说中的“言情”对后世言情文学的影响

"言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失的内容。作为以小说为文学代表的时代,言情在明代小说中有很大程度的体现,它所具有的特殊而又丰富的内容对中国后世的言情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明小说中的言情,不仅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明代小说,而且可以全面把握中国言情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的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审美意义。

“道家出于史官”辨析

《汉书·艺文志》所论“某家盖出于某官”之说,历代奉为圭臬。其论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然先秦史官与先秦道家在天文卜筮、礼乐教化、知识智慧及人生价值等多方面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先秦史官具有传统巫文化的气息,而道家更倾向于哲学思考。其次,在对待礼乐文化上,先秦史官不仅是礼乐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亦是礼乐教化的坚定维护者与推崇者,而道家则对其持反对态度。再者,史官与道家的人生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史官是入世,道家则为出世。最后,史官与道家因其价值观念的不同,故在知识智慧的态度上,史官持积极的支持态度,道家则持反对态度。以此可见,“道家盖出于史官”之说并非完备之论。

敦煌蒙书中女子教育思想研究

女子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论及女子教育的书籍也存在不少。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较多唐宋时期流行于敦煌地区的蒙学教材,其中就有不少材料记载着对女子的教育,其内容大致包含言语规范、品行修养、营家之技等。同时,这些材料还展现出故事性、思想杂糅性等特点,研究敦煌蒙书中的女子教育思想有助于了解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民间教育状况。

北宋党争与张耒的田园诗创作

北宋党争激烈、党禁严酷,张耒生逢其时,党争使他的政治命运几起几落,进而影响了他的田园诗创作。一方面他以田园诗作为表达政见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党争又使他的田园诗创作心态发生了多次变化。在政治追求上由遭遇党祸前的积极乐观转向之后的冷漠避世,在人生心态上由坐党籍初期的苦闷哀叹转为后期的乐观豁达、自适自足。这些因素,均对其田园诗创作产生影响。

张耒诗歌特点及优劣之我见

北宋张耒从学于苏轼兄弟，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一起“以文彩风流为一时冠”。［１］张耒的成就主要在文艺理论与诗文创作两方面。理论上，他提倡“文以明理”，［２］主张作家遵循“天理之自然”和“情性之道”［３］进行创作，倡导充实自然的文风；创作上，他努力实践...

“文以明理”:三教合一的文艺观——谈张耒的文艺思想

芳轼堪称一代文豪,而他门下四学士,亦“以文彩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就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来说,不仅其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而且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独到见解,得于师而不囿于帅;既对传统文艺观有所继承,又不乏时代特色。特别是他的“文以明理”观,由于受当时文学、哲学思想的共同影响,故融汇了儒、佛、道三家之学说,为文学创作内容上提供了更丰富、更广阔的前提条件。为此,在当时就已产生重大影响,“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相继殁,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学者以为至言”。同时,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

时花美女 不足为色——论李贺诗歌之色的审美特质

有唐一代,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的极盛时期。当其时,不仅各种体裁俱臻于完备,而且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李贺以自己奇峭秾艳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在唐代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其开拓之功,首创之力,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前人所说:“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李贺之诗,努力探寻前人所未曾道者,离绝远去笔墨畦径。其中用色的绮艳秾丽,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杜牧一语道破了李贺诗色的本质:秾艳之极,虽时花之鲜,美女之俏,均不足与之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