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中华传统礼制虽存在着封建质核,但至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或准则,进入文明社会后便具有道德这一内涵。就古代中国而言,伦理道德的体现便是遵循礼制,它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是中华先民尊崇的生活方式,礼义是中华先民追求的精神价值,礼中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概括起来便是一个"仁"字。中华传统礼制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资源,但必须经过现代性转换,即守望本土传统,又以现代性为标准审视、转换并汲取古典文化精义,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获新生。寻求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于以多样性为根本特征的人类文化生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民间实践中,探寻其沉淀下来的伦理共识和道德品格,着眼现实,展望未来,用中华智慧来创建适合当今社会的礼仪价值的新体系。

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唐代的民族混血及其社会功能

本文对唐代民族混血作了深入挖掘，论证了唐代无论社会上层与下层民族混血是一种普遍现象。民族混血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不同的民族成员的两性结合，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改变了某一民族体态特征、素质和构成，使不同民族在根上得到融合。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民员的结合又使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互相交融，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复合文化，对改变社会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差异、地名差异、官职差异、人名差异、数量差异等几个方面。时间差异包括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年份差异;地名差异有形近字异、形近而讹、方位差异;官职与人名的差异既有司马光纠正正史者、难以判断者,也有《资治通鉴》失误者;数量差异则有形近而异、错漏衍文,也有难以判断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光改正不少正史错误,但确实也有疏漏失误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资料,还是引用《资治通鉴》资料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取材《三国志》杂论——《资治通鉴》(三国部分)史源研究之一

本文着重研讨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史源问题。《资治通鉴》在抄录、删削、改编《三国志》史料过程中,基本忠实于原始史料,其中不乏极其精到的概括,然而也存在不少错失。

论魏晋南北朝江汉、江淮一带蛮夷的北徙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而这一高潮期是在两股徙民浪潮的共同推动下出现的。一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所谓"胡汉融合";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汉族政权的式微,中原汉人南迁,江汉、江淮一带蛮族乘势北徙,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中原部分地区出现了"蛮汉融合"。南北方诸少数民族从不同方向推动着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与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为"中华一体"观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共同促使繁荣的隋唐文化的到来。

宋金《礼志》比较研究

本文对宋金《礼志》进行比对,考证出《金史·礼志》脱漏亡佚礼目数十条。《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之礼仪,金朝大致都实施过,未见《金史·礼志》载录者,实为脱漏或元人修史时未修入内。金朝主动模仿或说移植汉制礼仪,始于熙宗;主动实施汉制礼仪且有一定规模者,当是海陵王;世宗、章宗两朝则集其大成,并尽可能按照唐宋礼典实施。《金史·礼志》缺漏有关农业的礼目,或与女真族起于渔猎有关。然金朝入主中原后,也逐渐重视农业生产。一些应该具有的皇朝礼仪,金朝阙而不载,当是史料缺佚所致。宋朝特有礼仪,金朝并未施行,其情可以理解。金朝未设某些礼仪,还可能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金朝实行的是汉制五礼制度体系。

宋代御容供奉与玉清昭应宫、京师景灵宫的礼仪问题

宋朝御容供奉自太祖开始,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实为追荐祈福。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祭奠御容采用国家礼仪形式,列入国家礼典,但它与原庙性质不同。神宗元丰五年(1082)按照原庙之制,将景灵宫扩建成十一殿,施行朝飨之礼,使景灵宫演变为原庙。宋代供奉过御容的宫观还有太清宫和玉清昭应宫。御容奉安仪式与朝谒仪式不同,奉安仪式采用较多佛道仪式,一般委派大臣主持;而朝谒则少量采用佛道仪式,大多是皇帝亲自祭奠。大中祥符九年(1016)仪制是最初的荐献仪制,相对简单,而徽宗政和时期仪制十分繁杂。宫观中供奉御容用素洁之馔,这与其他国家祭祀礼仪用馔不同。

义理史学发微

义理史学是一种以理学为研究史学指导思想,将天道、人事、大统、伦理、史学功能包举一端,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特色的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萌芽于宋初,发展于神哲至徽宗时期,南宋乾道八年,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序》,标志着义理史学理论完全形成。义理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经御史、以理阐史、重义轻利三个方面。义理史学对后世影响极大,逐渐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官方尊崇的学问,成为科举制度下学者们的学问准则。义理史学历史功过应该予以客观地评价:其一,宋代理学家由经入史,建立起一整套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组成了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其二,宋代义理史学没能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其三,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

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

屠本《十六国春秋》是依据残本、大量搜集相关史料而成的辑补本,不是杜撰的伪书。判断崔书是否亡佚有三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历代书目是否载录,二是历代著作征引情况,三是屠本与其他著述内容异同比较中找出证明残本存在的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并未亡于北宋,直至明代中期仍然没有亡佚,现可找出其流传的基本线索,屠氏正是利用此残本辑补成书的。残本可能亡佚于明末清初。就屠本内容分析,其中部分内容未见其他典籍保存,这是残本保存至明中期,并是屠氏使用残本辑补的明证。

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上)

祭天、祭宗庙、祭先代帝王等是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仪式。五帝祭祀与古代中国多神论相关,萌芽于春秋时期,大约到汉初才形成相对完备的祭祀体系。自战国五行学说流行,五帝祭祀又逐渐蒙上五行色彩,五帝转化为保佑一方的先代圣王。汉末,郑玄利用谶纬等资源,将五帝改造成五精帝,与至上神昊天上帝结合而成'六天说';王肃则强调五帝非天,持'一天说'。后世礼家分别依郑、王学说为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晋南北朝至唐玄宗之前,五天帝说占上风,唐玄宗时始在郊祀、明堂中区分五天帝、五人帝配飨,将五帝一分为二:一为天帝;一为人帝。这一祭祀方式一直延续到元代。同时,从五德始终角度出发,北齐、北周开始祭祀感生帝。明初,否定五帝为天,恢复为人帝,在各种祭祀中将五帝排除在外,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另立三皇祭祀和历代帝王祭祀,五帝则被纳入历代帝王祭祀中。这一规定在明清两代没有改变。这种由人而神,由神而人的衍化路径,无论在古代中国国家礼典中还是民间淫祀中,大多均经历过这样一条衍化路径。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民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档出版物时间订正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清代档案史料上成绩卓著,出版了大量有关清代档案史料书籍。但是,目前一些书目对于这些出版物的出版时间存在错误及缺漏。通过第一手资料,对这些书目进行考订,一方面澄清史实,另一方面也方便学者使用。

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

叶适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心”,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三代以上是人心所止,春秋以来人心渐失,而战国以后则是背心离性了。他以道德、义礼、智巧来区分前代与后世的差异,确实很不科学;他将历史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种倒退的趋势,可概括为道德衰退论。他强调“人道为主,不求天道”,实际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代之以道德标准。他的历史哲学又与功利思想密切联系。在义利王霸问题上,叶适以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他以先王之道兴废来讨论王霸关系,认为管仲是破坏王道的始作俑者,商鞅李斯等人继之,于是王道衰败,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但是,叶适并非完全放弃功利之说,而是要求在实行王道的基础上来求得功利。

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

集权礼制阶段是中华传统礼制演化中一个完整的发展时期。它是以大一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政治基础,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五礼为形式,以伸张皇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礼仪制度。集权礼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秦统一到隋朝是形成阶段,唐宋是成熟阶段,元明清(道光前)是衰变阶段,道咸以降到民国政府是集权礼制的转型阶段。四个阶段具体表现不同,各阶段的特点也非常明显。道咸以降西风东渐日趋明显,近代工业在中国萌发并迅速成长,尤其是西方思想、礼仪与中华传统礼制扞格不入,都促使中华传统礼制进行变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华传统礼制没有完成现代转型。

南北朝时期亡命士人刍议

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残酷,士人流亡便蔚然成为一大景观。文章通过统计南北亡命士人的数量、亡命年份发现,亡命南士的数量不论是在总数上,还是在南北朝政权对立的各个阶段都大于亡命北士,其中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和相当数量的群体,使他们不仅在沟通南北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政治格局的走向。

秦汉之后邻里关系与礼仪教化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与居住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生产劳动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趋向生产劳动分散、居住也相对分散。民众无论居住集中还是分散,邻里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与国家管理直接相关。儒家倡导由基层乡里机构承担民众教化,以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邻里关系。秦轻视儒家礼教,邻里关系相对紧张。两汉儒家崛起,较为重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视对民众的礼仪教化。西汉末年出现坞堡垒壁,这种居住形式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战争频繁的时期,邻里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礼仪教化废弛。唐宋是里居变化的关键时期,乡里制最终被废弃,集中圈住形式寿终正寝,私学的兴盛与宗族的崛起,士大夫们承担起民众的礼仪教化,由此邻里关系产生巨大变化。古代中国的邻里关系变化受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的制约,礼仪教化重视与否和士大夫们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朝北盟会编》引书数量及相关问题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引书数量,至清代有200余种和196种两种不同说法。传世的《书目》不是徐梦莘"手定书目",现在所见《书目》是后人所编。现代学者在统计引书数量时也将奏章、札子、书信、序文等单篇文章计算在内,导致统计结果错误。同时还存在统计方式错误,大量脱漏单篇文章、"金国诸录"数量错误、载录作者姓氏错误及其他错误,因此导致统计数量出现重大偏差。若排除奏章等单篇文章,《三朝北盟会编》明确书名者共135种,其中杂史、笔记、杂著103种,《诗选》1种,实录2种,图经1种,行状10种,家传8种,神道碑和墓志10种。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

近30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在校勘与考订、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参与编纂者、引书数量、对标点本错误的纠谬、史源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也存在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广、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总结性著述的缺失的问题,需要学者共同努力,以促进《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入发展。

人神之际:古代中国五帝祭祀的变迁(下)

祭天、祭宗庙、祭先代帝王等是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仪式。五帝祭祀与古代中国多神论相关,萌芽于春秋时期,大约到汉初才形成相对完备的祭祀体系。自战国五行学说流行,五帝祭祀又逐渐蒙上五行色彩,五帝转化为保佑一方的先代圣王。汉末,郑玄利用谶纬等资源,将五帝改造成五精帝,与至上神昊天上帝结合而成“六天说”;王肃则强调五帝非天,持“一天说”。后世礼家分别依郑、王学说为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魏晋南北朝至唐玄宗之前,五天帝说占上风,唐玄宗时始在郊祀、明堂中区分五天帝、五人帝配飨,将五帝一分为二:一为天帝;一为人帝。这一祭祀方式一直延续到元代。同时,从五德始终角度出发,北齐、北周开始祭祀感生帝。明初,否定五帝为天,恢复为人帝,在各种祭祀中将五帝排除在外,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另立三皇祭祀和历代帝王祭祀,五帝则被纳入历代帝王祭祀中。这一规定在明清两代没有改变。这种由人而神,由神而人的衍化路径,无论在古代中国国家礼典中还是民间淫祀中,大多均经历过这样一条衍化路径。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与中华礼制的当代位置

几千年来,中华礼制规范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礼制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追求,沉淀着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格,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其深厚积累之核心即"仁爱"与"忠恕之道"。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礼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它具有道德的实践性、异质的包容性和体系的开放性三大特质。这三大特质,使华夏文明能够海纳百川,吸收更多优秀的文明因素以发展自身,走出一条适应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独特之路,为中华民族能够长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中华礼制的传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经礼""曲礼"两部分。其中传统曲礼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生活智慧,积淀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尊老爱幼、尊德敬长等传统美德。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程中,要充分汲取传统曲礼的精华,建设切近人伦日用、关乎世道人心的现代礼制体系,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以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