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备案审查意见的督促纠错功能

2023年《立法法》修改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法规、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或“认为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的职权。地方人大“备案审查条例”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审查意见”作为强化人大备案审查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审查意见”刚性效力远强于修法前的“研究意见”;另一方面,“审查意见”能有效督促制定机关及时纠错。作为备案审查外部督促手段,“审查意见”表现为以“沟通”“协商”方式,形成兼具法律和政治双重督促效果。为进一步强化人大备案审查中的督促纠错功能,还需明确审查机关“督促”与制定机关“纠错”工作联系机制,明晰“审查意见”的督促对象、督促内容、督促方式等具体细则。

论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定位及其实现

学界对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已有诸多研究,但鲜有文献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功能定位开展专门研究。关于协同立法功能性质,理论研究长期存在将区域协同的“国家政策”视作“立法功能”的认识误区,给协同立法理论与实践工作带来困惑。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定位的界定,应坚持以国家政策为指引,以《地方人大组织法》所确立的“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为前提,明晰地方协同立法权限范围,并将区域协同立法功能界定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围绕上述区域协同立法功能,区域协同立法机关应在“功能最适原则”指引下,针对法制资源整合、利益协调、社会统筹等领域分别采取相适应的立法策略,包括完善优化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分步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体方式,来加速推进区域协同立法纵深发展。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一种价值维护机制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价值维护机制。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算法产生了类似法律的规制作用,这种规制作用加深了政府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程度,同时让大型公司和平台成为了事实上的社会性权力。然而,算法自身的规制功能和法律层面的监督无法克服公权力和社会性权力运行中产生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宪法层面的监督。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要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以特定问题调查权和合宪性问题专项报告机制为制度依托,实现宪法监督从针对文本的合宪性审查到全方位监督的转变。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变革具有全面性、主动性和规范性特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是直接的,而依规治党的支撑是间接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双重路径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通过静态的规范体系和动态的制度体系来发挥。静态的规范体系可分为整体规范体系和保障性规范体系,前者指涉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整体,后者指涉推动规范文本向制度实践转化的党和国家监督规范体系。动态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法治保障体系。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论党内法规的宪法渊源功能

党内法规具备宪法渊源功能,它既能够在宪法修改中充当修宪渊源,也能够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认知渊源。以宪法文本的认可和党内法规是否涉及宪法关系、是否涉及实定的宪法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识别出具备宪法修改渊源地位和宪法适用渊源地位的党内法规。在修宪活动中,党内法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修宪机关互动的方式转化为宪法内容;在合宪性审查中,党内法规主要通过与宪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供内容。在诸多认知渊源中,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成例、部分国际条约都属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应当优先适用,民族风俗习惯属于可以适用的宪法渊源,其适用顺位低于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笔谈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擘画出法治强国战略部署的一张新蓝图,这在党和国家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规划》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法治中国的坚实基础;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重要思想,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和宪法话语体系研究阐释工作尤为重要;“建设完备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促善治”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精神的基本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作为“十一个坚持”重要内容,是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需要,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补齐短板,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战略决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运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具体举措.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信息公开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为对象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3〕26号)的实施为标志,司法信息的网络公开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司法公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各地人民法院按照司法公开的六项内容和标准,采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创新方式,以适应司法公开的现实需求。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100所示范法院(包括高级、中级、专门和基层人民法院)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分析比较了各地平台模式的差异,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台功能重叠、冲突,法院政务网站未实现全面覆盖;以及公开信息内容不够全面,尤其是行政类、执行类文书公开率远低于民事类、刑事类文书,动态信息之间缺乏有效整合等。为适应"互联网+"时代信息公开的需求,提高司法信息公开的质量,应进一步细化司法公开的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司法信息公开的申请和反馈机制,增强平台的整合性功能。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

履行判决作为行政诉讼法法定判决方式的一种,是基于判决类型化制度而言的。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观念逐步拓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确立的情况下,履行判决本身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却备受冷落,其适用比例占判决总数量始终偏低,行政诉讼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对于外化为作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本身合法性的审查,行政不作为的违法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多"与履行判决的"少"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履行判决之所以备受"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于其适用范围、判决内容明晰程度、期限的确定等适用规则等问题未加以重视,亦未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履行判决被审慎适用。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重构,并非对履行判决制度进行推倒重建,而是在深刻研究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之上,提出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和在行政诉讼法现有条文框架内完成对于履行判决制度存在问题的完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并行不悖地重新架构履行判决制度,其根本导向是保障公民欲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深度和力度。

论行政惯例的背景、价值与现状

惯例是在法规则与经验法则关系下的一个具体问题。法律规则作为理性的产物,面对社会经验时总有不少无奈与不足,这恰恰是行政惯例生成的内在动因。伴随着行政法理念的变迁,行政惯例作为非正式规范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行政法规则并发挥着不同的效用,体现缓解成文行政法规范的局限、规范行政执法裁量的合理程度、创制新的行政法规则等价值。但在行政法治理念之下,坚持在规则前提下的行政法学研究,仍然是行政法学的基本方法与立场。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立法配置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以法规的形式相继出台或修改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这对于保障和规范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健全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制度,保证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地方其他各级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充分行使的具体立法,并通过部分地方立法样本的采集,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梳理出实体和程序问题。各地立法实践中存在着权力主体和行使方式差异明显、权力的内涵和标准不够明晰与程序设置不够合理等问题,建议立法从实体上将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内容规范化,并对程序设置标准化;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予以进一步配置完善,即明晰立法中的重大事项“权力清单”、完善“未列举”重大事项内容的审议程序、建立重大事项决定权充分行使的保障机制以及进一步分类设置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程序等。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相关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第三十四条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规定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确立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金钱赔付方式。但规定模糊,计算标准不明确,欠缺操作性。立足于我国的立法及现实状况,文章认为将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定位为抚慰性标准,同时立法应明确具体量化标准规则,赔偿金额计算的具体量化规则的制定应受法治原则、平等原则拘束,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

服刑人员信件检查的宪法分析

法律对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限制应符合宪法规定及宪法精神。《监狱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信件检查的规定与宪法相抵触,宪法并未授予监狱机关检查信件的权力,监狱机关以"有碍改造"作为扣留信件与宪法目的不符、理由也不充分,且所采取的检查手段缺乏合理依据,侵犯了服刑人员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保护的权利。

论公共财政监督与控制——以宪法为视角

从各国宪法制度安排的角度探讨公共财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国家权力配置问题,有助于反思国家公共财政监督的制度建构。议会制度产生之初,议会通过控制财政来监控政府,系议会民主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发展,公共财政已由议会控制转向实质上由政府掌控,议会对财政控制转而通过立法等法治手段来监督,并不参与实质意义上的议决。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监督功能尚待完善的情形下,将公共财政监督制度化、法治化应成为首选途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公民或者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有效地参与监督国家的公共财政开支。

宪法宣誓制度功效探析

宪法宣誓是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整合和公众行为约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法律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实施,不仅能有效聚合社会群体,弥合社会分化以及激活公众的共同情感、深化公众的共同认知、引领公众同向行为。同时,宪法宣誓制度对公职人员具有强制性约束功效,即合法程序强制约束、权力运行强制约束、信守社会公德强制约束等功效。更重要的是宪法宣誓制度的责任追究功效,即对公职人员从宪法宣誓场域内的承诺和宪法宣誓场域外的履职行为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与控制,凡不践行宣誓承诺的行为就会依法受到责任追究和惩罚。

行政救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种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机制的检讨与反思

行政救助在制度设计上,旨在规范行政权力对社会弱者的救助行为,体现对弱势者的权利保障。笔者从行政救助这一机能出发,对行政救助制度作出检讨与反思,提出行政法学上应重新确立行政救助概念,拓展救助内容及方式,并加强对行政救助当前命题的研究。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举措,持续不断地推出全面实施宪法与维护宪法权威的系列重大战略步骤,有力地推动了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的深入和全面开展。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行政复议与宪法实施的状况与反思

新中国公法经历了初建、曲折、重建和发展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公法不断规范和制约公权的过程,是公法不断强化保障权利和人权的过程。六十年公法运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有不足。总结六十年来公法运行的成功经验,反思公法演进的教训,提出完善公法制度的对策,正是为了更好地迈向未来,建设更加富强、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伟大中国。基于此目的,我们约请部分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