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婚内损害赔偿应该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针对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我国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婚内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责任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方式和效力等问题,这些规定为婚内损害赔偿提供了可能。我国立法有必要对该制度加以确认,使之与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已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婚姻损害赔偿责任的完整体系。

试论我国未来劳动合同法中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构建——兼评《劳动合同法(草案)》相关条款

当前,构建劳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很有现实必要性。鉴于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的差异,在我国未来劳动合同法中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构建中,不能将《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规定照搬过来,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中的主体、适用范围、归则原则、赔偿范围及责任承担方均有其特殊性。

论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

以我国城乡“二元化”医疗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为目标,借鉴国外医疗保障一体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整合的目标构想及措施建议,以资为我国今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短消息的法律治理

我国自从2000年移动与联通推出短信息业务以来,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创造了“拇指经济”的神话。但是也暴露出诸多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及利用短信息进行犯罪等问题。对短信息进行法律治理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法律的角度看短信息到底有哪些法律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究竟能否完全涵盖短信息领域,从立法的角度应该如何加强对与短信息的管理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研究

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在实践中是一个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无任过错方举证责方面,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解决下列几个问题:应从立法上确认离婚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私人取证的合法性;在一定的情况下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方式;在证据的认定问题上,确立“优势证明标准”;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赋予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合法途径。

浅议巨奖销售无效之抗辩

巨奖销售，依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分析，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附带性地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超过5000元的有奖销售行为。因我国学界对有奖销售的法律性质存在赠与说、混合说、价格行为说和买卖说等不同的观点，从而对巨奖销售产生不同的法律解决方案。笔者试从分析有奖销售行为的法律性质入手，对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巨奖销售无效之抗辩加以分析，希望对完善我国的有奖销售法律治理有所裨益。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诉讼法思考

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过错认定问题,在实践中是一个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要提出证据证明对方存在《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法定过错情形有相当的困难。文章分别对上述四情形中的过错认定问题做了探讨,并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婚姻立法的完善和婚姻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劳动合同中先合同义务的法定化

劳动合同立法应当强调劳动合同订立阶段的诚信原则,规定当事人的先合同义务及违反该义务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以保证合同订立后能够得到充分履行及保护签约双方合法权益。劳动先合同义务法定化是构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前提,主要包括重要事项告知、双方信息保密、不得牟取非法利益、相互协助照顾等义务。违反上述义务,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对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在考虑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应以保障全体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为原则;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应考察贫困的原因,对于不同情况的人群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障;必须确立合理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运作程序;保障资金应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列入财政预算,由县、市民政部门实行专账管理。

试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建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救助制度。其保障对象应为全体处于贫困线且具有当地常住农业户口的贫困农民。保障标准应根据相应的消费标准结合恩格尔系数测算。保障资金应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列入财政预算,由县、市民政部门实行专账管理。

检察机关一审败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履行法定职责的审查,应当坚持行为标准与结果标准相结合,当两者不完全契合时,应当严格坚持结果标准,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设定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区分作为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与不作为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设定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区分程序性事项与实体性事项,综合考量诉讼目的、可操作性、举证成本等多重因素。在请求确认违法与撤诉的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应当在公益保护与行政权监督之间寻求平衡。提升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质效,必须更新监督理念,保障调查取证,优化监督程序,凝聚监督合力。

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应统一并适当放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加强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设置,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人"以整合检察机关在刑事、行政、民事三大诉讼领域中的职能;将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统一于中级人民法院;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赋予检察机关更为充分的调查核实权;严格限制公益诉讼中和解、调解与撤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建立人民法院依职权交付执行制度并加强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受理标准实证研究

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案件就程序启动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依申请监督和依职权监督两种情形,其中依申请监督的案件比例较高,约占全部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案件的90%以上。关于依申请监督案件的受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分别对应当受理和不予受理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民事案件的抗诉标准研究——以最高检近年200余件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目前,民事抗诉案件的办理质量并不高,上下级检察机关对抗诉标准的把握不一致是主要原因。把握抗诉的标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就民事裁判结果监督的依据而言的法定性标准,就民事裁判结果监督的效果而言的必要性标准,就民事裁判结果监督的方式而言的适当性标准。

RMS广域无线接入系统及其应用

利用成熟的RMS广域无线接入技术和现有的市话网络 ,使无线市话成为中国电信在通信领域的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 。

公益诉讼刑民行责任一体化的理论构想与完善路径

法益的异质性是刑民行责任并用的基本前提,然而,公益诉讼中刑民行责任组合并用却常指向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中的同质性法益,出现了损害责任实体认定与程序衔接上的公私交融,由此引发了传统刑民行街接理论在公益诉讼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因此,寻求一种新的责任认定与程序追究上的共识与标准便成为了公益诉讼案件责任认定的重要方向。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恢复性”基准与兼顾司法效率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公益诉讼刑民行责任一体化理论前提。同时,在此实体判断和程序判断的统摄下,公益诉讼案件的类型化分析和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路径成为了公益诉讼刑民行责任一体化追究机制的必然选择。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之检视与改进

检察机关能动履行民事执行监督职责,对于监督、支持法院依法规范文明执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全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的总体情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存在依职权监督比例畸高、能动履职亟待规范,个案监督数量庞大、类案监督明显不足,瑕疵类问题监督居多、深层次违法监督不足,各地发展不平衡、上级检察机关对下指导有待加强等问题。为此,应当准确把握依法能动履职的着力点,充分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准确把握精准监督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提升民事执行监督总体质效;准确运用数字化思维方式,实现大数据赋能民事执行监督工作发展。

民法典实施与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机制

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指向同类案件和同类问题两个维度。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类案监督的功能应当定位于纠错、预防和诉源治理,并通过明确类案监督的判断规则,制定民事检察类案监督指引,构建类案精准监督模型和“质效导向、类案为主、数据赋能”检察大数据平台,完善类案监督考评机制,不断提升民事检察类案监督质效。

名为借款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应认定为投资

【裁判要旨】自然人以借款的形式向筹备成立的公司注入资金，但有证据证明相关资金已转化为投资款，且自然人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应依法认定相关行为系自然人的投资行为：自然人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收回相关资金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无救济即无权利:司法公开的救济机制

在推进司法公开的过程中,我们应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信息公开救济机制,为实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有效保障。在具体的程序内容设计上,应当坚持合理控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权利救济限度、严格区分法院内部救济措施与外部其他救济措施的适用、准确把握借鉴现有制度与进行制度创新的关系等原则;在司法信息公开救济机制的法律保障上,应当将知情权纳入宪法条文,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共同促进司法信息公开救济机制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