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更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缓解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不平等。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内部薪酬差距和技能溢价的角度,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探讨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发现:由于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效应超过了生产率效应,数字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企业数字化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并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等途径缩小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加剧了技能溢价的程度。

绿色低碳发展下的企业环保成本状况及变化趋势研究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逐步推动了我国企业环保成本的上升。从污染减排成本看,企业的环境保护税负担较低,但污染治理成本高;从碳减排成本看,企业碳交易成本影响较小,但减排约束将逐渐显现;从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成本看,企业生产和出口成本显著增加,并开始向上游传导。现行相关政策存在着环保税调控作用弱化、碳减排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强化等问题,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也面临多重风险与困难。为此,建议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做好减污、降碳、扩绿与发展的平衡;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继续加大减污调控力度;逐步加大碳减排政策调控力度,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企业与政府双轮驱动,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产业隔离与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于2007年的CHIPS数据

基于2007年的CHIP数据,本文使用Appleton(1999)分解方法研究了行业选择影响性别工资差异的具体情况。研究结果发现,行业选择对性别工资差异具有较小影响,女性主要是在行业内受到歧视,故而缩小性别差异的关键在于提升女性在行业内的工资。

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问题、挑战与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要向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而奋斗,乡村振兴将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以缓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落后的农村生产配套条件,以及农村民生保障短板等挑战。为了解决这些挑战,我国应该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加强产业融合的集约型村庄建设,坚持改善农村民生、保障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最后,最重要的是落实相关的乡村振兴政策。

扶贫政策转型中城市低保瞄准度与反贫困效果分析

城市低保是缓解城市贫困、保障城市最低收入人口生活的主要政策。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市住户数据,本文发现城市低保在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这既与城市低保瞄准群体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城市低保瞄准精度低和保障力度不足问题相关。本文以最新年份微观数据估算低保减贫潜力,模拟结果显示:在城市低保人群和保障力度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城市低保的多维瞄准精度可以令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1.46个百分点,降幅达到19.1%,减贫效果明显。

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基于相对贫困代际传递视角的探究

提升代际流动是扎实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同时辅以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1988年和1995年数据考察了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从这一视角切入探究了城镇居民的代际流动情况。研究发现,采用类似相对贫困标准测得代际之间的相对贫困水平差距不大。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在20%左右,男性子代比女性子代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陷阱,其他不同特征群体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仅完成高中教育对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比较微弱,完成高等教育是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而且较低职业地位的子代依然很难跳出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陷阱。另外,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在相对贫困代际传递中也能发挥一定作用,尤其是认知型社会资本,而组织型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依然不足。

农村益贫增长与共同富裕:成就、挑战和启示

本文旨在评估我国农村近十年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益贫并呈现共享发展特征,这对识别中长期内我国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将面临的成就与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利用CHIP2013—2018年农村样本和国家统计局五分组数据,测度农村的益贫增长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研究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严格益贫特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社会平均增速。然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导致2020年后益贫特性暂时消失。基于共享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其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提升,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上述结论在展现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不利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挑战。本文认为,下一阶段我国仍要继续积极探索有效“提低”路径,以益贫增长和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行业结构、性别歧视与性别工资差距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讨论了性别工资差距中的行业因素。本文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在2007-2013年间有所下降。对含有行业因素的性别工资函数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2002年以来的结果表明,行业因素具有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效应。从工资分布特征来看,行业分布对于工资分布低分位点上的性别差距具有更高的解释效应,但各分位点上性别工资差距的行业效应主要是由歧视因素所解释的。大多数行业内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行业内的歧视因素构成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解释因素,基于可观察特征的行业选择对于性别工资差距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行业选择对于女性工资是有利的。

面向真实世界的劳动经济学研究——第三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综述

“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起。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于2019年5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上午的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罗楚亮教授主持。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先后为本届论坛致欢迎辞。来自加州大学伊里文分校的David Neumark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先后做主题报告。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平等

本文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和2018年的两次住户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距及跨期变化。本文发现,从收入决定方程来看,农村教育回报率较低,工作特征是影响农村居民工资的最主要因素。基于G·Fields分解发现,工作特征、区域、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对总体工资不平等的解释力度依次下降。对于人群间工资差距的研究发现,尽管区域特征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但各种可观测特征对工资不平等的解释力度较弱,系数效应是农村性别工资差距的最主要来源。

互联网使用与用途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在信息时代"数字鸿沟"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互联网的使用与用途选择对其整体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具有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其次,平均对数离差、泰尔指数的群组分解结果显示,将互联网用于工作用途正逐渐成为加深整体农村居民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潜在推动力。再次,在控制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情形下,基于基尼系数、平均对数离差和泰尔指数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显示,将互联网用于工作用途能够推动农村网民工资不平等程度逐年增加。最后,进一步剔除了人口特征对于互联网用途选择的影响,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的分解发现,2014-2016年农村网民整体工资不平等程度趋于增加,其中互联网用途差异的贡献度在5.37%~21.94%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