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之预言叙述模式

《左传》好预言 ,预言者多为巫卜和史官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高级成员。预言分两大类 :直觉的经验的预言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外貌、语言、行为来判定吉凶祸福 ;技术的知识的预言主要是借助专门的工具 ,运用特殊的方法和手段 ,包括卜筮、梦占、星占等来推测兴衰成败。预言在《左传》中最明显的功用是安排情节结构、构筑悬念以及政治伦理的训诫诱导。

典故与“比”

典故运用的实质即以典故为喻体含蓄地表达观点和思想情感,用典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用"比"。所谓"借事以相发明"、"因彼证此"、"借彼之意,写我之情"等均指向典故之"比"的功能效应,正是作用、功能特性的重合,使"比"(隐喻)与典故结下不解之缘,在说理、修辞、联想以及内涵的丰富、表达的委婉等方面,典故和"比"(隐喻)总是如影随形。以典为喻,既可超越现实时空的限制,在古今对比、比况中显现其历史厚重感,又能在变熟悉为陌生和变陌生为熟悉的双重运作中展现其蕴藉生动性。

典故的扩张与蔓延

作为修辞的典故的运用从属于征引,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征引,由袭其成句、化用其意发轫。成句的直接运用和融会贯通化用其意带来的"似曾相识燕归来"与"他乡遇故知"的陌生化效果以及阅读和联想快感诱发并推动了新文体集句和隐括的产生。集句(诗、词、文、赋等)乃袭其成句的极致,以已有之成句构成作品之全部来表现作者之情怀;而隐括乃化用其意的巅峰,是就名人名作加以改写改编并结合改编者之情感对原名作的理解鉴赏。集句和隐括是征引的全面引申和典故运用的扩张,从此典故摆脱了仅为某种文体标志的附属而升格为我之为我的主体。超隐括则是对隐括之只以一种文体单纯缩写语典的超越,大胆地把它的触须伸向了更为广阔的事典领域,倚仗更为宏大的结构、更为繁密的情节在故事传说、小说、戏剧以至广播、影视、动漫、网游等天地中纵情驰骋。

典故与意象

典故在中国古代诗文的广泛运用中常常以一种特殊意象的形式出现,我们可称之为典象。按弗雷泽人类学的"原型"说、荣格心理学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意象"说以及弗莱文学"原型"论,典象分为标准原型意象包括神话传说、宗教仪式、寓言童话以及相关自然的天文地理、节令物候、动植物等;非标准原型意象包括社会历史人物和事件、生活方式及礼俗甚至经典文本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典象的系统稳定性、地域民族性和增殖扩展性等鲜明特征。

典故生成因由论

典故运用传统的生成因由就其大要而言有四个方面:以崇古重史作为思想依据,"崇古"是对祖先、先王等往昔权威和经验的认同、崇拜和追从,"重史"是借助历史的想象、回忆和溯源以寻求秩序的理性依据和价值本原意义;于是推重古训,以"古训是式"作为行为规范,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鉴,掇拾古训成为时尚,导致对经典的崇奉,对权威、经验乃至语言的崇信;这影响到创作理论的建构,从墨子的"三表"之"本之者"、庄子"三言"之"重言""寓言",强调以经典和历史为据,并借重名人、圣贤的权威言论甚而不惜虚构名人圣贤的言行,到荀子"征圣"、"宗经"萌芽,经扬雄而发端,至刘勰最后系统完成,圣人及经典就铁定是行文、论文的最充分的理据;而"子曰""诗云"的征引实践,在称述"六经"、多言古史的狂潮中,压缩征引即运用典故自然呈现。

骈文之典故叙述

骈文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文体,不管如何发展和演变,其特征均为"骈",即对偶、典故、敷藻与调声。对偶体现建筑美,敷藻则具绘画美,而典故两属之,都呈现一种视觉效果;唯调声乃指向听觉效果,具有铿锵的音乐美。对偶、敷藻、调声都属形式层面,只有典故独担叙述、抒情、议论甚而写景的重任,典故叙述就是用过去的事和过去的话包括这些事、这些话所发生的特定环境语境、所指涉的特定的人、事、物等与文本创作者所处之现时性的人、事、物及特殊的环境语境形成一种同构,通过典故思维,以故为新,以古况今,来叙说现今的人、事、物、情。骈文之"极则"乃六朝,骈文之"正轨"、"正声"当为庾信,而庾信的《哀江南赋》恰是典故叙述的最佳注脚。

《左传》征引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崇古重史、"古训是式"的思想、行为的基础上,《左传》顺应时代之要求,借助人物言语大量、频繁地征引历史和经典,形成独特的征引叙述模式。这种征引以历史为榜样、规范,把历史当作经验,依仿历史的样子去做,或以历史为借鉴说事,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经典的征引囊括当时的《诗》、《书》、《易》、《礼》、《志》等,尤以《诗》、《书》为多,另涉名人言和谣谚。赋《诗》言志,引诗(经典)证事论理均"断章取义",以我为主。征引模式经战国中后期至秦汉"诸子"的发扬光大,对中国古代以解经注经面目出现的学术思想,对学术著作的论述方法,对虚构叙述(包括文学的自觉)的发展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左传》的卜筮叙述模式

《左传》大量记录卜筮活动，在反映春秋时代的客观现实、绍介卜筮的同时，创立了独特的卜筮叙述模式。卜筮本身作为一套自给自足内部良性循环的符号体系而存在，它被一种规定的程序所控制、限定，在一定的仪式中体现其存在的意义。随着巫史主体地位的失落，卜筮叙述存在蜕变为形式，存在的意义消失退隐，衰败的卜筮叙述被迫走下神坛，充当起统治者障人耳目、愚弄民众的工具。由此导致了卜筮叙述系统的分化，《左传》对其进行了重新构建，借助卜筮叙述表达对历史及事件的态度，历史的卜筮叙述在这里不仅仅是作为过去一系列事实的呈现，而且作为既成事实的预言式展开进入我们的视域。它扩展了情节的张力，造就了结构的回环，增加了故事的弹性，对后来的历史叙述和虚构叙述作品均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深层意蕴的仪式表达

仪式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仪式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无形的力量,通过一种集体行为把个人结合为整体。《水浒传》的深层意蕴正是在民间性的"聚义"仪式叙事和官方性的"忠义"仪式叙事的基础上展现无遗的:"聚义"仪式表达的民间凝聚性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生存,"忠义"仪式体现的官方规制性和意义肯定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生存,而两者的融汇使宋江及梁山泊英雄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在政治伦理的升华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春秋时代《诗》的流播和接受——仅以《左传》为例

《诗》从有意识的累积———采诗、献诗到最后编定 ,“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明确之后经过了一个不断强化推广过程 ,并被纳入礼的范畴 ,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正是在此目的的导引下 ,《诗》最初的流播是自上而下、自王公大臣而诸侯卿士、自统治中心向周边辐射并呈现出中心坍缩、边缘扩张的景象 ,而围绕此目的的“国子”教育导致《诗》之《雅》《颂》在流播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此目的还造成了《诗》最初之接受只能是功用性接受和阐释性接受 ;这种接受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 ,并不是对《诗》的被动记忆和理解 ,而是主动地参与和发挥 ,虽为后人理解《诗》原意设置了障碍 ,却替《诗》的接受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金瓶梅》:对传统仪式信仰的颠覆

《金瓶梅》以现实为题材,演示的是世俗的枭雄,为的是酒、色、财、气:通过以家喻国、以血缘伦理喻政治伦理,在诸多的仪式叙事中,对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主仆乃至神灵的信仰进行了"反讽"或"戏拟"式的摹画,完全颠覆了传统仪式的内涵,从反面说明了身不修则家不齐以致国不治、天下不平,唱的是一首劝惩之歌。

《左传》的民间叙述立场

《左传》大量引述谚、谣、歌、诵、讴等,或作为论理、推断之证据,或作为事件发生之预言,或作为时事政治的一种评价,其叙述的立场带有很强的民间性。谚为“传言”、“故训”、“善谣”,是口语中的经典,乃古人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积淀及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总结,在古时享有崇高之地位。谣为“徒歌”、“随从”,与远古占筮渊源甚深,后之巫卜习惯将反映民心的谣歌通过卜筮上升到“天意”、“天命”的高度,以使统治者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歌、诵、讴等泛言之则皆为歌谣,均具当下性和评判性,就事论事、因人论人,务去陈言,往往直捣要害;而当时民间之出类拔萃者完全拥有创作歌谣的能力和用歌谣表达政见的权利。

汉语典故的文学性表达

崇古重史的思想依据,"古训是式"的行为规范,墨子"三表"、庄子"三言"以至"征圣""宗经"的创作准则以及"子曰""诗云"的征引传统导致典故运用的生成。于是典故在文学性表达的时空中纵横驰骋,一无阻碍。典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从来都是从客观的物、事"他"的角度表达主观之"我"的情感观点,所以典故思维既有"兴"的意味,也有"比"的意味,还是一种意象性的言说;这种典故叙述以骈文为代表,延及近体诗、文人词甚或群体性投入其中的各种文学流派如宋之西昆派和江西诗派、明之前后七子及戏剧之临川派,清之浙西词派、肌理派、宋诗派等。相关题材如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尤其是咏史咏物也被典故叙述收入囊中。而作为修辞的典故则由袭其成句、化用其意发轫,诱发并推动了新文体集句和隐括的产生。

典故与“兴”

"兴"是原始思维或神话思维、巫术文化的遗存,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之"意味"因历史的变迁、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逐渐模糊和消融而使后人无法破解,但"形式"层面的思维方式却延续下来并在后人的实践中被不断强化。春秋战国赋诗引诗"断章取义",通过"引譬连类"、"托事于物"而"感发意志"甚至证事证理,这就是"诗可以兴",无非借人之酒杯浇我之块垒;而汉儒的解经活动及给"兴"的定义正渊源于《诗》"兴"的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那么典故亦可"兴",不论语典还是事典,只要进入文本,多言在此而意在彼,无法回避"兴"思维的浸染;典故作为历史的记忆,一旦在后人的追述中显现,其所负载的内涵必以其深厚的底蕴生发出更多的意味。

典故的式微

传统意义上的典故运用在"五四"运动后遭遇严重挑战,之后便江河日下,再不见振起。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典故赖以存身的文言文体的崩溃,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白话文体的崛起与强力推行下的日渐成熟终于将典故逐出,白话文体的明白、清晰、准确、直接的内涵要求并不需要典故的密语寒暄似的委婉含蓄。再一个眼见的事实就是教育教学内容的重塑。古人因功名之动力重视传统经典的学习,就是蒙学教材亦是通过典故去了解事实的真象,包括著名之《三字经》、《千字文》、《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于是典故作为特殊之语言构体嵌入心灵深处,运用也就自如,所谓得心应手、熟能生巧、融汇贯通也。而现行适应白话文体需求的教育教学内容因与传统经典割裂而致典故储备修养严重不足,所以就失去了典故运用的能力。

历史经验的力量——春秋时期投降的仪式化过程及其影响

投降是战争的产物。春秋时期"霸道"盛行,战争频仍,但抛却内在本质的周之礼乐还以表面的形式运行,"存亡国、继绝祀"的道德意识还在继续挣扎,故形成诸种投降仪式:或任凭处置("面缚"、"衔璧"、"衰绖"、"舆榇"),或上缴权力("男女以班"、"赂以宗器"),或卑辞厚礼(语言修辞进入仪式),或随从习俗。种种投降仪式影响了后之正史和虚构叙事作品的投降描述,正史的叙述中以集体投降为主,表现为对春秋投降仪式的较为严谨的继承,然有虚化以至仅仅作为表投降的典故词汇的倾向;而虚构叙事中尽管其个体投降之"面缚"、"肉袒"是对方的强加,但胜利者的"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却是春秋投降仪式的逼真再现。

历史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历史——从《左传》到《世说新语》的人物评论

从先秦到南朝、从《左传》到《世说新语》,人物评论也从历史中的想象到想象中的历史,从急功近利的现实政治功用、到历史叙述的传导统治者意图的伦理道德教化、再到文学叙述的对人本身的审美鉴赏。在这一演进嬗变过程中,现实的政治功用贯穿始终,而宣扬统治者强化统治意图的伦理道德教化紧随其后,成为一种风向标,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一旦功用性识鉴人才、拔擢俊彦的人物评论沦为形式,随着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对人格美的爱赏,在清谈和玄言的时尚中,人物评论适时地进入审美层面。

《三国演义》结构布局的仪式功用

仪式是一种集体的行为,它使个人结合而为社会。仪式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人们可以通过仪式进行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有时,仪式作为一种叙事形态也可作用于叙述文本。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桃园结义”、“三顾草庐”、“白帝托孤”仪式极力渲染、特别标示、故意重复,使之格外醒目并深入人心。而这三种仪式在小说结构布局中突显的功用也一览无余:“桃园结义”开篇,统领全文,体现了作者“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和刘、关、张的政治理想及其兄弟情谊,是三人全新关系和理想事业的一个“出生仪式”;“三顾草庐”承上启下,标志着刘备政治上的成熟和刘蜀集团的成长壮大,是刘蜀集团的一个“长成仪式”;“白帝托孤”结篇,尾声早唱,展示了刘备理想事业未竟及诸葛亮独力难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性,是刘备及刘蜀集团的一个“死亡仪式”。

《周易》在春秋时期的接受——以《左传》为例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vining by means of the Eight Diagrams occurred during the accept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State.The symbols and speeches base all the divining activities on the springing of the theories of the practice.

《西游记》拜师仪式的文化内蕴

仪式是一种象征,储存和积淀了大量的文化、传统的信息,并以其突出的实践性特征成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因素和社会活动领域的一种积极力量。《西游记》以唐僧四众西天拜师取经结构全篇,以历经种种磨难的考验为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于其中隐含的文化内蕴:师父就是师父,隐喻着规训、规范、秩序、传统,看似软绵无力,却有着巨大无比的惯性权威;徒弟还是徒弟,无论其有多大本领都必须在规训、规范、秩序、传统的操纵下完成对"意义"和"精神"的追求。于是由佛祖如来导演的这一场拜师仪式实际上演绎为各民族乃至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各民族乃至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完成过去、来到现在并走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