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前”和“那以后”的藤野先生——藤野恒道著《藤野先生小传》及其他

20世纪50年代以后,竹内好的系列翻译及其以“中国”为视角和方法思考日本及亚洲的路径,促进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鲁迅的《藤野先生》以其跨际性和自传性、纪实性引发学界关注,显示出经典的感召力。在这一背景下,1956年4月,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室主办的集刊《中国文学报》刊载了藤野恒道《藤野先生小传》。小传记述藤野先生的完整人生轨迹,再现知情亲属对于传主的所见所闻所感,其细节的亲历体验和主观内面感知尤其宝贵。此外,伴随《藤野先生》的传播和再生产,若干阅读想象的失真也应运而生。小传意旨亦有呈现事实真相之预设,即作为鲁迅的授业教授,藤野先生最终并未铸就堂皇的医学学术成就,人生的终局止于一介耿直狷介平凡素朴的乡间医者。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杂事》:世界公共媒体鲁迅叙事的开端——新见“日本与鲁迅”资料考论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公共媒体的“鲁迅叙事”肇始于1909年《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东京)刊载的记事《文艺杂事》。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1980年著文披露《文艺杂事》有关鲁迅兄弟译介出版《域外小说集》的一则文字,为鲁迅研究史提供了极有纪念意义的史料。其他未有介绍的内容涉及文豪森鸥外的小说新作、福本日南的历史小说、丸善书店的经营变革、政治家的治丧通知、新闻媒体对社会趣闻的处理、东京学者对言文一致体写作的执着以及商业资本与文学的勾连等,五光十色,呈现了1909年春鲁迅归国前夕东京缤纷文艺界的片羽吉光,对切实把握留日时期鲁迅置身之日本语境大有裨益。《文艺杂事》整体实为“后期东京鲁迅”的重要文艺现场史料。

《与鲁迅在一起》:鹿地亘其人其事

1936年初,鹿地亘流亡中国,来沪后结识鲁迅,跻身鲁迅人生最后时期过从亲密的日本友人之列。在鲁迅的举荐和安排下,他得以重新开启文笔事业,成为鲁迅作品集日译本的重要译者、鲁迅晚年人生以及上海文坛的重要见证人。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外出目的地是鹿地寓所,鲁迅逝世后鹿地名列十二位抬棺人之一。其《与鲁迅在一起》等诸多鲁迅回忆叙事,记录了他与鲁迅的往来细委,凸显鲁迅与日本普罗文艺的关联结构、共鸣形态以及两者反抗压迫性国家权力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了鲁迅文学内在的革命性及国际性。

事实·虚构·叙述——《藤野先生》阅读与日本的文化观念

鲁迅曾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中两次披露自己如何"弃医从文",围绕鲁迅自身的叙述,中日两国学界的"阅读"和"阐释"呈现不同形态。日本学界提出"弃医从文"叙述中存在"传说化"倾向,具有某些"虚构"要素;这一思考路向延伸到其国语教科书,是将收录的《藤野先生》定位为"小说"。其间既有学术研究的"证真""证伪"问题,更有文化传统、文学意识和思考路向的制约。由此可以考察中日阅读阐释的结构形态、差异由来及其潜在意义。

鲁迅的日本观——鲁迅体验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鲁迅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几近八年 ,他与日本之关系千丝万缕 ,他所体验、感受和理性认识的日本是怎样一幅图景 ,原本是一个颇能激发人们了解和想像欲望之话题。但相关资料、尤其是直接资料的匮乏 ,造成了探究这一课题的难度。本文利用笔者多年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便利条件 ,对基础资料进行调查梳理 ,试图还原“鲁迅的日本”。其中特别提出 ,鲁迅始终是在民族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的框架中 ,作为参照系来叙说日本 ;这决定他主要是以正面视线观照日本 ;他所指出的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的艰难性 ,至今依然有效 ;今天仍可看到的对鲁迅日本观的误读 ,既与中日两国宿命般的历史因缘相关 ,更证实着鲁迅当年的判断和忧虑。

鹿地亘·鲁迅·《上海通信》--“近现代日本人与鲁迅”论考之一

本文在广泛搜集日本方面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鹿地亘其人、鹿地亘与鲁迅以及中国新文学等问题进行实证考察。重新确认鹿地亘以"左翼革命活动家"和"左翼作家"为基点的多重身份及活动;通过《上海通信》三篇纪实文本,确认其读解鲁迅的左翼革命视角,他对具体细节的记述,具有历史价值;他对上海的感知显示了反战思想的某种渊源;他与中国左翼文坛的短暂接触,凝结了不少历史的细节场面,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现场"。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兼及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

本文从考察日本近代自然主义入手,探讨《呐喊》是否存在着它的影响,尤其是在作品的结构层面上。并依此重新评价成仿吾《〈呐喊〉的评论》(1924年2月)一文。

火野苇平及其《麦与士兵》的历史考察——近代日本“日中战争文学”基础研究

在日本,“战争文学”系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积累不薄;细化到“日中战争文学”研究(1937-1945)也大体呈同样状态。在中国,情况略有不同,有“战争文学=侵略文学”的直线定性,有作品数量庞大,散在难寻,且几乎没有中文翻译,再加上“纪实”的性质使其与战争历史胶着为复杂的一体。故而,对它的研究需要观念意识、语言文化、历史知识和繁杂的研究操作等多重储备,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大体处于空白状态。近代日本的“战争文学”确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具有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政治的多重价值,不应忽略和放置。本文以“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火野苇平这一个案为视角,进行尝试性的考察。

还原历史现场与思想意义阐释——鲁迅与丘浅次郎进化论讲演之悬案

鲁迅与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演,是留日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悬案。讲演其事究竟存在否,如是则何时何地,演讲内容何如,系本文考察的事项之一。通过近二十年的断续文献资料调查和数次实地考察,确认讲演"事件"紧紧嵌入嘉纳治五郎及其弘文学院的独特教育体系中。嘉纳的教育理念和目的,使得本以日语教育为主的预备(补习)学校高度注重"普通教育"、即基础性的近代性综合知识体系(具有思想体系的意义)的教育,留日时期鲁迅思想结构的创始,得此触发影响极大。讲演"事件"实为前者的衍生品和小片段。长期曲折的考察工作也再次证明,还原历史现场的具体结构与思想意义阐释实为两面一体不可分割之关系。

论郭沫若的日本观——《郭沫若与日本》之一

二十多年的日本生活,注定了郭沫若已经和那块土地上的一切联结在一起,无法摆脱,日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个樱花之国,郭沫若获得了近代科学知识,体验过爱与快乐,享受过庇护和安慰,喷涌过诗情和灵感,但也饱尝了痛苦与耻辱、伤害与愤怒。那么,郭沫若心中的日本,到底是怎样一种图景呢?这无疑是个诱人的话题。

学术规范·学风建设·人才培养

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表现在道德规范的无力化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性格的欠缺。道德的问题属于“遵纪守法”和讲究“诚信”的层面,其是非昭然。科学研究性格的确认与确立,是解决今日学界问题的根本途径。研究意识、研究方法手段、研究的技术操作、研究结果的检验这一系列研究本体活动急需科学化规范化,而统御这一切的科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像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取法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研究制度之长、特别是催生近代文明的“实证”精神,应当是反思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视角。教育制度教育方式的改进也是同一框架中的问题。核心是科学有效的制度的确立。

新见资料考论:改造社《大鲁迅全集月报》第1号

1937年2月至8月,在现代日本出版史上曾名噪一时的著名出版社——改造社出版了日文版7卷本《大鲁迅全集》。全集按惯例每月刊行一卷,每卷附带一册类似编辑出版通讯的《大鲁迅全集月报》,共计7期。各期《月报》分别汇集有关该卷作品及其翻译、作者、译者、编者、出版者以及读者的各种信息,是了解该卷乃至整个全集的重要指南,颇具历史和学术价值。《月报》以活页形式挟带于全集,极易散佚,以致留存至今者甚少。为与学界同仁分享该全集翻译出版的相关资料信息,现对笔者数年前搜集入手的全套《月报》逐一进行译介考论。本文关注的第一期载有日本文学名家佐藤春夫《鲁迅文学入门指针》《关于第一卷的翻译》、山本初枝《鲁迅先生的回忆》,以及责任编辑增田涉《编辑部后记》等,囊括了日本论者对鲁迅文学的总体认知、故交友人关于鲁迅的亲历回忆,以及全集编译出版的各种信息。了解这些发自历史现场的通讯记录,对于正确把握《大鲁迅全集》乃至日本鲁迅译介传播的历史形态具有确切而实在的意义。

鲁迅与山本初枝:新见重要史料三则及其他

在鲁迅的众多日本友人中,女歌人山本初枝是很重要的一位。她生前曾有关于鲁迅的回忆证言,但一直未被国内学界了解和使用。本文著者于四年前搜集到山本发表于1936年11月、1937年2月和1966年12月的三则回忆鲁迅的史料,现予以完整译介披露,供学界同仁共享。关于鲁迅与山本之间是否存在私人情感的问题,曾引发各种议论。日本学者早在半个世纪前即开始触碰这一问题。吉田漱的先驱性考察工作不仅为中日两方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源泉性资料信息,其“山本视角”还为国内学界的“鲁迅视角”提供了有益补偿,并证实了“异性情感说”之虚妄。

小川环树、目加田诚与鲁迅及其他

鲁迅的一生（1881—1936），从青年时代1902年赴日留学起，便开始了此后长达34年生涯中与日本的诸多关联和纠葛。“鲁迅与日本人”之类的课题，一直受到海内外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为数不菲。以国内学界来说，除了散见的论文和其他文章以外，也有一些系列考察。

《春水》手稿:九十五年传奇旅程的点与线

单行本《春水》诗集手稿完好保存在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中里见敬的考察报告在中国学界和出版界引起很大反响。笔者在考察报告发表前赴九州大学图书馆,观摩《春水》手稿,考察收纳手稿的"滨文库"所藏其他珍贵资料文献,并与作者一起探讨有关问题,为手稿浮出水面的传奇过程而惊喜。手稿流转保存95年,由此牵动的中日文坛学界的互动重新开始,其他有关重要题字题诗也由所有者后人捐赠图书馆,"滨文库"收藏的其他珍贵资料也将逐渐进入读者的视野,而笔者长期关注的"日本"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文艺资料的重要性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确证。

郭沫若与冈山——《郭沫若与日本》之一

“久别重游似故乡,操山云树郁苍苍。 卅年往事浑如昨,得见火中出凤凰。” 1955年12月14日,在阔别冈山市整整37年之后,郭沫若重新踏上了这块土地。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但近40年前的青春、爱恋,浪漫热烈的历史,仍以巨大的力量搅扰着诗人的心绪,在他眼中,冈山的一切更珍贵,更富有诗意,更一往情深。

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新知”与“革命”言说的世纪井喷——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论考

近代留日学生杂志是近代中国人留日史以及近代报刊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近代中国人留日始于1896年,20世纪之后进入繁盛时期,留日学生杂志的兴起发展与留日热潮相对应,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达到鼎盛状态,留日学生杂志多达近百种,形成海外留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杂志具有鲜明的同一特征:关切国家民族危机的国族意识,放眼世界追求新知的开放性,追求变革革命的前趋性。从"留日""学生""杂志"的视角出发,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把握描述其整体结构和多元意义,还原一群中国留学生在明治日本末期通过杂志呈现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