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之真——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之再研究的新视角

在对80年来闻一多古典文学研究之再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提出"诗性之真"这一新视角,借此把握闻一多显性学术风格的诗性基质中所潜藏的隐性思维方式的本真的诗性特质,澄明"如何治学"的"诗学之真"所遮蔽的"为何治学"的本体之"诗"思。并在此视角观照下,沿着闻一多历史文化二维中体裁之"诗"与存在之"诗"的"歧义"路标,寻绎其嵌合二者张力的自我生命存在的"独一无二"之本源,从而开启其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界。

误读·还原·参照·融合·对话——论结构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路径

结构主义在最初引介到中国时,出现文本轩轾的误读。还原误读的思想背景,即结构主义在西方是"语言学"的科学内转,在中国被转换为"叙事学"的文化外转。其深层原因是结构主义随携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异质性。"五月风暴"/"五四运动"、福柯/鲁迅间极端相似,在这一不同历史域境中的参照下,不仅确证了这一原因,也确证了中西"结构"、"解构"两极共构思维转换所隐藏的巨大创造力。以此为借鉴,微观上,在译介中择定学术话语时,可以汉字的独异性作为突破口,解构西方文论,宏观上,解构并重构传统思维方式、人文心态,融合异质文化,建构可与西方"对话"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最终,圆满完成结构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路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悲剧“梦”——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的诗性特质

孕育于近代社会中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内核的王国维之现代学术,空间表现形态为抗争"他者"中现代学术和近代学人的异化复调而开创了人生悲剧的范式,时间表现形态为抗争"自我"学统/道统人格双构而建构了内在超验的"独立自由"学术梦。这一现代学术固然以悲剧"梦"收场,但其内蕴着对"梦"的永恒的追求却是不可缺失的,其诗性特质寄寓着王国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沉思。

审美教育——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点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新情况、新特点。审美教育是克服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种种弊端，主动适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新视点。

论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

闻一多以宫体诗自身题材内容的内在演变规律为尺度,不仅揭示了源于南朝乐府的艳情是宫体诗的"体性",也充分演绎了诗人自我性情的逐步缺失是六朝至初唐宫体诗的"堕落"历程,更敏锐地抓住"厚积的力量"与"宇宙意识"分别是"堕落"的宫体诗出现"转机"与完成"自赎"的关键因子。这无疑是其"自赎"说独创的学术价值,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忽略了宫体诗的形式"新变"这一重要质素。

闻一多与马修·阿诺德——论闻一多“生活史”治学方法的主要渊源

在"西学东渐"浪潮中,闻一多的"生活史"治学方法主要渊源于马修·阿诺德所信奉"诗是生活的批评"的文学观。闻一多深受其启发与影响而建立"生活的批评"的现代文学观,并规避其"试金石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化用其文学批评的精髓,因而创之为"生活史"的治学方法。尤其是在"知人论世"观的历史源流与民国唐诗学这一纵横向坐标系中,更能突显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炉火纯青地运用此方法的独异性。闻一多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自我反思与诗情体悟的探究与对话中,不仅使《贾岛》的行文论证突显他眼光独特、逻辑严密,也使贾岛的"人生的半面"的读者接受更丰富具体、生动形象。

论闻一多的“四杰”两派说

闻一多着眼于"四杰"的思想内容,尤其是聚焦于"四杰"诗作中内在情感表现方式的差异,在"四杰"研究史上第一次对"四杰"的徽号提出质疑,并明辨"四杰"在初唐诗风改造中历史功绩的差别,将"四杰"这一整体分为卢照邻、骆宾王一派,王勃、杨炯一派,突出强调卢照邻、骆宾王七言歌行在唐诗史上的独特价值。这是他"四杰"两派论的学术创获。然而,因重情的"诗言志"诗学观与自我诗情的过度投射,他将"四杰"七言歌行的历史功绩直接转嫁给卢照邻、骆宾王,间接抹杀了王勃、杨炯七言歌行的贡献。这使其"四杰"两派论又是"片面的深刻"之论。

论闻一多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说

在《孟浩然》独特的审美体验、浓郁的抒情笔调中,闻一多所着重突出孟浩然"诗如其人,或人如其诗"的诗性特质,是孟浩然在襄阳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熏染下,摆脱"行为的矛盾"而呈现的独立品格的魅力,而不是孟浩然未脱"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而呈现的矛盾人格的桎梏。他颇费周折地阐释孟浩然诗,却意在"以诗证人"——突出孟浩然的独立品格,孟浩然诗只是其独立品格的外在投射,在唐诗史上孟浩然其人的地位显然更重于孟浩然其诗。由此,"诗如其人""人如其诗"的孟浩然论,也成为闻孟同体的妙悟后的学术创获。

闻一多“类书式的诗”论述评

"类书式的诗"是闻一多关于初唐诗歌研究的独特之论。他从六朝《文选》内蕴"诗言志"的儒家教化观这一微观视角着眼,挖掘出唐太宗及其群臣所代表的关陇文化不仅是初唐文士沿承六朝浓厚学术兴趣而编撰类书的文化渊源,更是以类书为创作范式的"类书式的诗"盛行诗坛的历史背景。其具体体现为文学理论主张与诗歌创作实践之间的错层现象,即初唐文士因"以短为长"文化心态的遮蔽,不仅使以南北文化融合为逻辑起点的"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局限于文学理论主张,还使以"情"、"志"的矛盾与分裂为内在驱动力的"类书式的诗"盛行于初唐前期诗坛。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的本位精神”

闻一多的诗作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表现样态不同:清华学校时是旧体诗创作与白话新诗尝试之作;留学美国时是自由体诗集《红烛》;离美归国后是新格律诗集《死水》。然而,在外在表现样态的变化中,自始至终未变的是闻一多诗作内在凝聚着的"民族的本位精神",这不仅是他对旧体律诗形式内蕴"中国诗的精神"的再发现,也是他自我精神人格映射的再创造。

“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

闻一多《唐诗杂论》是"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但是,因为《唐诗杂论》中的篇目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畴差异性,所以在《唐诗杂论》的研究主体中,考据学派着眼于文献学研究范畴,未触及"诗思融会";历史学派与鉴赏学派均着眼于文艺学研究范畴,前者偏重唐诗史观,未抓住"诗思融会"的内核,后者偏重学术个性,在多维研究中细致剖析"诗思融会"时,多为诗情与哲理间的边缘性触发。梳理、总结、提炼、借鉴这三大学派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诗思融会"这一学术范型的研究。

论诗人闻一多的精神人格

闻一多的诗作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表现样态不同。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他主要创作旧体诗,并尝试创作白话新诗;留学美国时,他创作自由体新诗;离美归国后,他创作新格律诗。在其诗歌多变的外在表现样态之下,终始不变的是闻一多诗作内在凝聚着的"民族的本位精神"。这不仅是他对旧体律诗形式内蕴的"中国诗的精神"的再发现,也是他精神人格的再创造。

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的独创

诗人兼学者的矛盾人格,促使闻一多在民国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律背反、诗人的自我诗情体悟与学者的历史理性哲思、中西异质文化传统的融通中摸索、内化、凝炼其"灵魂的探险"的诗性特质。自我生命存在与唐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灵魂的探险"是《唐诗杂论》的独创,也是其"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的内在驱动力,更是他从文学体裁之"诗"的外在生命形象,直抵人类历史本体之"诗"的内在灵魂深度的内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