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的历史回顾与探析

海外移民社会的形成,为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创造了条件,东南亚地区因此成为福建歌仔戏海外传播的重要区域。改革开放后,受国家政策的鼓励,厦门歌仔戏剧团、漳州芗剧团等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向东南亚观众展示福建戏曲的艺术魅力。福建歌仔戏的海外出访在联络乡情、传播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海峡两岸说唱歌仔册的编目回顾与展望

歌仔册是闽南语说唱"歌仔"和通俗歌谣的底本,深受海峡两岸民众和东南亚华人的喜爱,存世文献的庋藏遍及海内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歌仔册的目录编制历经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新文献的陆续刊布,如今有必要全面、系统地重访文献,并以目验为据,重视对歌仔册版本及著录的查证,编制出内容详备、规范的新总目,以推动歌仔册研究的深入。

《艳云亭》传奇全本文献考论

作为明清舞台上的演出经典剧目,朱佐朝的《艳云亭》传奇有多种抄本传世,而这些抄本之间的关系,学界迄今未予厘清。经考察发现,此剧现存至少有六种手抄全本文献,可归为梨园演出本及曲家改订本两类,其中梨园演出本又包括“三十三出本”及“三十四出本”,曲家改订本则有“饮流斋本”及“古吴莲勺庐”过录本。梨园演出本无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在剧作的构思结撰、戏曲语言等方面,都是极为经典的“场上之曲”;而“饮流斋本”则从关目及曲词等方面,对梨园演出本做了大量改订,使之在艺术上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反映了曲学家许之衡的治曲趣味及曲学观念。

论闽台歌仔戏的“捡戏”传统

"捡戏"是指捡戏者"将自己演过或看过的戏,移植到新的剧团"。"捡戏"对歌仔戏发展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不仅促成了歌仔戏剧种特色的形成,也对歌仔戏传统剧目的编创及剧种变异均有重要作用。剧种年轻且具有包容性、身处繁盛的戏曲文化环境以及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出机制和城市商业剧场的兴起等,是促成歌仔戏在上世纪20年代形成"捡戏"传统的主要因素。

论张坚及其《玉燕堂四种曲》

张坚是清代在传奇创作上颇有特色的戏曲作家。张坚一生穷困落魄,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其戏曲作品《玉燕堂四种曲》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随着年轻梦幻的破灭,剧作的情感内涵由最初的"情大于理"向"理制约情",最后向"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情爱转变;另一方面剧作又表现出特有的幕僚文人心态。《玉燕堂四种曲》在戏曲体制、情节关目、语言艺术上都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国家图书馆藏“饮流斋”戏曲题跋补录

许之衡"饮流斋"抄藏明清传奇数十种,校订精良,向为治曲者所重。其卷首或卷末多附许氏墨笔题跋,对于考察抄订者之戏曲观及藏曲经历等颇有价值。今在前人所辑之外,补录国家图书馆所藏《乞食图》传奇等题跋九篇,以便同好研究利用。

貌似神离——黄周星与李渔曲论思想辨

黄周星与李渔是生于同时代的戏曲家,二人在戏曲理论上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但我们认为二人在戏曲的创作技巧和创作意识上有着"貌似神离"的区别。

《青衫泪》故事渊源暨嬗变

《青衫泪》杂剧取材自白居易《琵琶行》。这一故事题材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从情理相悖到情理合一、自体悟现实到写意抒情、由以曲为曲到以诗为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同时期剧作家人文思想和戏曲观念的变化。

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以“陈总杀媳”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宣统二年(1910)的“陈总杀媳”案,经由近代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以及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积极奔走,在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地区引起热议,其实质乃是晚清大变革中的一次启蒙与觉醒。不久闽南的职业戏班将事件加以演绎,在两岸的城市商业剧场搬演传播,使原本的悲剧案件成为娱乐与消费的商业戏剧演出。而南洋的说唱文学创作者,则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同时,以歌仔册固有的编创套路来劝诫、教化世人。以“陈总杀媳”作为研究案例,可以丰富对晚清“奇案”新闻传播与通俗演绎的认识和理解。

近代《双金榜》传奇的重刻、批评与改订

传奇名作《双金榜》在清代遭到士人的刻意忽视,直到1919年才被董康加以重刻。董康所刻以明刊本为底本,却又从增补残缺文字、补充和更订曲牌名、改订曲文等方面对底本加以改动,同时对明末刊本的体例、脚色、科介等也有所调整。吴梅认为董康重刊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曾与许之衡、刘富梁共同研讨此剧,并留下八十余条批语,指出其在曲牌名称、曲文曲韵、曲词衬字及句式断句等方面的问题。许之衡则对重刊本加以抄录与改订,所改既有与吴梅批语相契合者,而在部分曲牌、曲文处理上又与批语有不同者。通过对《双金榜》传奇接受历程的考察,不仅可管窥董康、吴梅、许之衡三人的校曲理念和曲学趣味,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近代曲学研究与学人交往生态的认识。

台湾“老歌仔戏”:“小戏”向“大戏”的过渡形态

宜兰"老歌仔戏"源自闽南传入台湾的街头"小戏",是歌仔戏最为初级、原始的舞台演出阶段。相较于车鼓戏等街头"小戏","老歌仔戏"的演出地点已由街头走向了舞台,演出内容已由表演片段发展为演出全本戏。它的表演形态与"小戏"所差无几,虽已少量吸收大型说唱文学的情节内容,但演出仍以表演歌舞而主,因而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大戏",而是"小戏"向"大戏"发展的特殊过渡形态。

试论明代作家林章的两部文人剧

明代作家林章性格豪宕,一生坎坷却又充满传奇色彩。在人生的两次低谷中,林章写就了戏曲作品《观灯记》与《青虬记》。前者是落第文士的"寄兴宣情",后者则表达了"蒙冤在狱"的困厄之感。这两部文人剧共同描摹了一幅明中叶文人士子群像,在剧作的构思结撰、戏曲语言等方面都非常有特点,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才情与气节。

游幕心态与张坚的传奇创作

张坚是清代"乾隆年间最具才情的剧作家"。他在传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生平却非常坎坷,一生困守幕僚,落魄不得志。长期的幕宾生活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游幕心态,这种心态对他的传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张坚的《玉燕堂四种曲》中,作者通过对怀才与怜才、科举与军功及忠诚与疑弃的抒写,展示了游幕文人充满困惑不平的内心世界,以及对才子身份的认同、追求和无奈悲叹。

一部有分量的曲论研究著作——评刘奇玉《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

如果说古典戏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朵奇葩,那么古代曲论显然是这朵奇葩上骄人的花蕊。它经过古人在戏曲创作与实践的辛勤浇灌下生长而成,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长期以来,戏曲学者们对古代曲论颇为重视,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汇辑、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相较于古代曲论本身的丰富性,这些研究似乎还不够充分。以作为古代曲论核心组成部分的戏曲创作理论为例,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就还只是停留在对重要理论大家的经典阅读上,理论素材也大多局限于理论专著、评点等理论形态,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没有展开,这不免让人遗憾,也让人期待!笔者近日奉读湖南科技大学刘奇玉教授的新著《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与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受益匪浅,认为该书显然是这一研究领域让人欣喜的新成果。这本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创作主体和创作方法作为切入点,广泛网罗各种曲论资料,从主体论、动机论、题材论、语言论、人物论、结构论六个部分,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理论作了细致、翔实的梳理与研究,将我国戏曲理论研究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

艺术的觉醒与收场——论易卜生剧作《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1899年，即71岁高龄的时候，创作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剧本《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这部三幕悲剧．被剧作家自己冠以“戏剧收场白”的副标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猜想，人们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他的一系列剧作的结束”。事实上，易卜生在这个剧本中反思和总结了之前的戏剧创作，通过剧作间接回答了人们对他后期一系列剧作的猜想。是他后期戏剧观的隐现。本文将从女性“出走”的觉醒和象征主义创作的收场两个方面的变化，管窥易卜生在戏剧艺术上不断思考、探索的一生。

新視野、新觀念與新方法——第五届“戲曲與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2022年8月13~14日,第五届“戲曲與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中文堂舉行。會議由中國俗文學學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和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共同主辦,採取綫上與綫下結合的方式舉行,來自海内外80餘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16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大會開、閉幕式由黄仕忠、徐巧越主持,康保成、潘建國分别致辭,蔡欣欣、岡崎由美、劉海燕、馮偉、程魯潔作大會主題演講,其餘與會學者在五個分會場宣讀各自的論文。

补做遗剧：论现代梁祝杂剧

1920至1930年代,多位学者延续元代的风格创作杂剧。同时梁祝传说受到广泛讨论,因此此阶段出现两部反映这个爱情故事的杂剧,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常任侠在1931年创作了第一部,而第二部由顾随于1936年完成。常任侠的剧作风格较为简洁,反之顾随的曲词则极为繁复。两位剧作家均出生于中国北方,他们对于此故事的改编,与更为著名的江南版本有所不同——祝英台的女扮男装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是由于父母的坚持。不仅常任侠借鉴了河南籍学者冯沅君关于此传说的短文,顾随或许也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而他的作品还展现出一些西方因素。

牛津大學藏閩南語歌仔册文獻叙録(中)

本文接續上篇,著録牛津大學所藏索書號Sinica 4117~Sinica 4255的閩南語歌仔册文獻,均係龍彼得教授舊藏,其中有三十餘種厦門會文堂書局行銷東南亞的廣州電版唱本,封面多印有“照厦門原本改良”“厦門會文堂原本”字樣,卷末常附有“代售處新加坡源順街順茂·合茂號發兑”“石叻正興書畫公司發行”等圖書廣告,依據封面或版心所標注的數字册數號,可知截至1920年,厦門會文堂書局在東南亞經售之閩南語歌仔册在98種以上。通過這批“東南亞經售本”,可知龍彼得舊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港澳地區或東南亞地區購入的。

龙彼得对粤闽俗文学的研究与贡献

作为20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龙彼得在中国戏曲、文学、民俗及宗教等领域皆有造诣。而他对粤闽俗文学的研究与贡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由于他的发现与推广,使海外所藏明清粤东、闽南戏曲文献,得到整理刊行以及更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龙彼得对于清代以来粤闽地区的地方剧本与说唱文学,如粤剧文献、木鱼书类唱本以及闽南语歌仔册等,也做过细致的汇集与收藏工作,留下了一批珍贵的俗文学文献。

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刻本《绣像荔枝记陈三歌》考略

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己亥(1779)年刊本《绣像荔枝记陈三歌》,原为郑振铎先生旧藏。此本无论是从故事题材,还是从唱本方言及版式等方面来看,都应属于流行于福建闽南及台湾各地的闽南语歌仔册,而非赵万里所认为的"福州本"鼓词。此本的再发现,将使歌仔册的形成时间,由以往认为的道光六年(1826)上推近50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