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原则的青藏高原行政区划调整思考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传统行政区划原则和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对生态因素考虑不够,甚至与生态治理产生了冲突.本文提出行政区划要注重生态原则,要以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开发作为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出发点.在生态意义重大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成为提升生态治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依据生态原则调整和优化行政区划,要充分发挥生态功能区划的指导作用.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是行政区划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治理,重要生态项目的规划建设也对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提出了挑战.未来应该考虑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促进青藏高原生态治理的手段,通过发挥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提升青藏高原的空间治理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对江苏和浙江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采用江苏和浙江制造业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探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江苏和浙江省的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存在显著挤出效应;而在浙江省,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能够推动内资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但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可能挤出许多竞争力较弱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技术以及资本实力较强,拥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并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保护,受外资企业的冲击相对较小,相反,能够从外资企业获得更多的正向技术溢出。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位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中国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格局的演变

企业海外上市的地点选择是金融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其中新加坡是最重要的海外上市地点之一,但是近几年其吸引力有所下降。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时间、空间以及行业结构变化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加坡成为我国企业海外上市重要目的地以及近期地位下降的原因。凭借与中国在地理、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邻近性及产业上的相似性、较为宽松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积极的市场营销、来自新加坡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推动以及地方企业集群的模仿领袖效应,新加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重要目的地之一。2007年以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资本市场低迷、全球各大交易所间竞争加剧和中国概念股在新加坡金融市场融资不畅等原因造成。结论部分指出,新加坡原有的吸引中国企业前去上市的优势已逐步丧失,企业应理性对待上市。此外,海外上市对全球金融地理格局有深远影响,值得更多国内地理学者进行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的广东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分析了广东省制造业的地理分布特征。广东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都较高,并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很多地理集中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对广东省制造业集中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源和能源投入强度较高的产业较为集聚,并且出口显著提高了产业集聚程度。尽管外资是广东省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并没有促进产业的集聚,说明制造业外资已经进入扩散阶段。本文的结果和全国尺度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这说明地理尺度对于研究产业集聚非常重要。

从“被动嵌入”到供应链园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模式?

本文以诺基亚星网工业园为例,提出了跨国公司"供应链园区投资"的新模式。这种投资模式让旗舰跨国公司避免了"被动嵌入"带来的限制,而且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竞争力。这种模式可能产生一些与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初衷相背离的结果。首先,该投资模式不利于本地企业进入外资企业的供应链网络,从而限制了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技术外溢的发生;其次,该模式给旗舰跨国公司带来强大竞争力的同时,可能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的企业产生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以尽可能促进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并提升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辨识及其特征分析——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

产业集群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但是如何辨识产业集群却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键问题是产业集群缺乏统一的辨识标准。浙江省拥有数量众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而且涉及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最为典型的省份之一。本文利用2001年浙江省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同时选取浙江省各个邮区的四位数产业就业区位商≥3以及该产业内的企业数目≥100家这两个标准,进行产业集群的辨识,共辨识了116个典型产业集群。结果表明,按照该辨识标准,能够辨识出典型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而且每个产业集群都具有明确的产业门类及地理边界。文章最后部分归纳了浙江省典型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以及规模结构等特征。

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比了江苏和浙江两位数和三位数制造业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现江苏和浙江两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分布都较为集聚,并且很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江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总体上高于江苏。对典型产业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往往竞争力越强。

产业地理集聚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行为及绩效

本研究利用企业数据,考察城市尺度出口企业集聚的本地溢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聚带来的地方化经济很显著,但是地方化经济发生作用还和空间尺度有关。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对同产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只有在地级市尺度上才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在县级尺度上并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无论是在区县还是地级市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产业内的其他企业的出口概率。研究还发现,单纯的外资企业集聚并不会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出口,只有出口外资企业才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外资出口企业集聚存在显著的城市化经济,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有利于促进该地区所有产业内企业的出口。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会提高了相同产业内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内资出口企业的集聚只能提高同产业的内资企业的出口强度,而对外资企业没有影响。出口企业的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出口,并且提高企业出口绩效,因此制造业企业出口集聚区具有自我强化效应。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I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空间视角下国外风险投资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风险投资在创新型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壮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风险投资成为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基于空间视角下的风险投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区位特征、风险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风险投资的区域政策研究、投资的空间邻近性及联合投资研究、风险投资全球化等几个方面。虽然近些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目前国内地理学对风险投资的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对国外空间视角下风险投资研究内容的整理和分析,旨在为中国金融地理学的风险投资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控制产业内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的K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也要考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对北京市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吸收外资最多的城市之一。本文利用北京市制造业2001-2004年产业面板数据,对制造业外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外资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能够促进外资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利用外资对于本地产业发展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地方政府既要看到外资积极的一面,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是理解中国的产集聚的重要视角,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分权对中国制造业集聚和分散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化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调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将不断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地理格局。

产业联系与外资溢出效应—对浙江省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水平联系、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利用浙江省制造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制造业外资总体上具有水平负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后向联系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水平负向溢出效应主要是外资企业带来的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产业后向联系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外资企业的本地采购发生。浙江省内资制造业企业并没有从购买外资企业中间投入品而显著提升效率。

中国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研究

在转型经济中,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源于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改变了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所有制结构较为复杂,多元化程度高;内陆中小城市、矿业城市和重工业城市的所有制相对简单。统计分析表明,企业、产业与区位特定因素决定了城市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程度。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比重越高,企业数量越少,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则城市工业所有制结构就越简单;发达的第三产业将推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而依托资源的工业经济将阻碍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规模大、人口密度高、交通网络发达以及沿海区位等有利于促进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这也表明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市场导向型企业向城市聚集。

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

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决定于企业特性,企业的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外部集聚经济和外资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销售收入前五十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企业人均资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和产业特定因素之后,企业所属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所在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以及外资企业产值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说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外部经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空间迁移行为,因为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外部环境有利的地方。

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全球格局和趋势——基于地理学SSCI期刊主编和编委的研究

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委拥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其分布和变化可以反映学科发展的总体格局和趋势。本研究对76种SSCI地理学期刊及其主编编委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1)人文地理学主要国际期刊以及在期刊担任主编编委职务的学者均呈现英美为中心的分布格局,英语国家的明星学者和研究机构占压倒性优势;(2)亚洲地理学发展呈现出崛起之势,其中新加坡、香港表现尤为突出;(3)有部分华人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获得认可,同时担任多个期刊的主编、编委;(4)大陆学者中担任期刊主编编委人数增长明显,并逐渐赶超港台。从主编和编委的分布可以看到,国际人文地理学界依然由欧美所主导,但是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有可能改变这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