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与困境:抗战时期浙江省合作金库研究

抗战时期,银行资金大多逃避后方,视农村投资为畏途而趑趄不前。有鉴于此,浙江省政府主导成立浙江省合作金库,并有意将其培育成调剂本省农村金融的重要力量,战时物产调整的强大金融后盾。浙江省合作金库成立后,在县库辅导、存款、放款等方面锐意进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和奋进,始终受抗战形势及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掣肘。浙江省合作金库因抗战需要而设立,却也在抗战中逐渐衰落,彰显了在奋进与困境纠缠下,最终受制于困境的历史命运。

拒毒运动中国民政府与地方官员行为及其关系--以浙江为中心的讨论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向政府与国民阐明了禁烟之意义与决心。孙中山有关禁烟的阐述,成为日后国民政府厉行禁烟的"拒毒遗训",而此遗训却缺乏实际约束力。国民政府在内外扰攘的环境下,谋求开展拒毒运动,在一定范围内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因为财政与时局的动荡,国民政府的拒毒行为并非一以贯之。在政治纷乱的包裹里,也始终隐藏着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欲,所谓遗训与法规,往往只是具文。国民政府窳劣的官员遴选和监察制度,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微弱的约束力,是拒毒运动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浙江政府整顿社会和商业秩序与商人之因应(1911-1937)

1911年至1937年,浙江政局几经变动。不同阶段,虽然政治纷乱与社会现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政府对社会与商业稳定重要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各时期的浙江政府,均制定了制度或政策,并采取了许多临时性的措施,稳定区域内社会商业秩序。这既有助于提高商人经商的积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商人基于现实的考量,对于政府的政策与措施,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加以配合。政府与商人的这种合作与互动,在政局变动时期,较好地维护了社会与商业秩序。

民国时期中欧合作运动比较

在中国,合作运动是试图复兴农村经济的重大举措,1928年被国民政府列为七项运动之一。中国的合作运动虽然源于欧洲,但二者在成立背景、目标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研究二者的异同,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立和谐社会,不无启示意义。

浙江省合作金库筹备处述略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金融枯竭。浙江地处东部沿海，自抗战军兴，因面临前线，农村情形更见枯落，资金融通捉襟见肘。农业向为中国立国之本，当时亦然。省政府为挽救浙江农村经济，活跃农村资金融通，以便支援战争起见，于1938年设立合作金库筹备处，开始了浙江省合作金库的历程。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构建

随着刑事案件在我国的增加,非诉讼性对待刑事案件越来越紧迫,而刑事和解制度以其独有的和解思想正确处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和解制度作为一个舶来品有其缺陷性,在我国真正的实行中有着不少的难题。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处理好和解与其物质赔偿的关系、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程序,并且接受检查和监督,使和解制度在中国贯彻到实处。

社会资本:解读陶行知的新视角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将陶行知的人生划分为社会资本的形成期、拓展期、重建期和高峰期。陶行知充分调动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通过同质性互动和异质性互动,实现社会资本内部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多元转换,推动了个人及教育事业的发展。

浅析我国开征房产遗产税费的利与弊

我国现今不具有对房产法定继承人的征税立法的条件。由于缺少相关制度支持等因素,我国开征房产遗产税的前景并不明晰。文章通过探究国外在征收房产遗产税方面的先例以及分析房产遗产税在我国征收的利弊,以期为我国房产遗产税的可行性论证提供有益参考。

新形势下医院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1 思想政治工作是组成医院群体力量的思想基础 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现代医院是一个由多学科专业人才组成的战斗集体。每个医务工作者的活动成为医院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管理工作者不仅要重视医务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更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医务工作者在整个医疗活动中提供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使医德主体更好地由个体向群体扩展,从而使医德在更为巩固的基础上普及和提高。另一方面,医院管理工作者对医院的人财物和整个工作程序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要达到高效能的管理,除靠健全的机构、严格的组织系统和严密的规章制度外。

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以杭州为中心的讨论

政治参与是中国商人近代化程度的重要表征。清末民初,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商制度与政策相继制定与实施,近代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激发,商人的政治参与也开始大幅提升。然而,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权及同一政权下不同区域呈现出趋异的特征。总体而言,在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强时,商人政治参与性相对较弱,主要表现为民族抗争;而当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弱时,商人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实践。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下,近代商人政治参与主动性与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尤其与区域商业近代化形成明显的互相影响。

抗争与妥协:1931年营业税开征中的杭州政商关系

作为厘金替代的营业税,在中国近代税制改革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税收迈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良税加以推广。在推广过程中,政府与商人产生了广泛深刻的互动。政府通过征求商人领袖意见,由同业公会认办营业税等方式,显示了对商人的重视与依赖;商人则主要就税率问题与政府展开了曲折而艰苦的抗争。在特殊历史时期,政商双方在抗争与应对的纠缠中,出于现实的考量,彼此走向让步与相互妥协。事实表明,与政治领域不同,在商业领域,这种既抗争又妥协的关系,体现了政府与商人某种程度的合作自觉。这种合作自觉因时局的动荡及其所具有的鲜明的地方属性,而彰显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旧之间:杭州政商与地方 丝业衰落(1927—1937)

1927—1937年,在人造丝冲击下,杭州丝业一反清末以来的繁荣而不断趋于衰落。丝业是杭州乃至浙江商业大宗,挽救丝业成为政商双方无法回避的重大责任。商界的自救措施乏善可陈,以伤农害农为借口,一再吁请政府减免各种捐税,且绸业与丝业在是否使用人造丝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政府一面因职责所系,有多种救济措施施行,一面又因财政窘促,时有逆势增税举动,遂致救济行为前后矛盾。政府与商界因利益冲突,驱动双方在丝业衰落原因中存在着言说偏差,这种偏差实质上隐藏着彼此希望获取对方支持的行为逻辑,因此也导致双方均无法挽救丝业衰落的困局。这昭示了处于新旧之间的近代杭州政商在近代化趋势中的逼仄之状,暗示了杭州丝业乃至整体商业不断衰落的必然趋势。

构建普适开放与人事兼容的陶研谱系——《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简评

“陶行知研究”是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纷呈,力作迭出。经“学术谱系”钩连,学界可见灿烂的学术图景与其外的学术空地。围绕2018年底出版的《承继与嬗变》,分别讨论其作为“研究的研究”之若干独到史学方法与学科关联意识,烛幽索隐之学术功力,及内在的指引后续研究之学术特质。在学术谱系研究中,学者应自觉避免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作简单粗暴的封闭式研究,而应从历史深层的社会脉络出发,更加有效地寻求不同群体之间的承继关系。

围绕农村初保目标 开展健康教育

英德市于1991年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我们按照健康教育指标的内容和要求,由政府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群众参与,健全机构网络,抓好骨干培训,开展了全民健康教育,为我市的初保达标和提高,以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 政府重视,健全网络通过宣传学习,各级领导提高了认识,认为开展健康教育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主要内容。

行者知之成:生活教育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创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期以来,《纲要》课堂教学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教育严重缺失。因实践的缺失,教师之教与学生之学,既抽象又枯燥,学生对教材理论缺乏生动的认知,体验感丧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实践在《纲要》课教学中必不可缺,与理论教学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在具体措施上,场域的选择尤为重要,历史的现场如各类历史博物馆,生活的现场如各类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均能起到促进理论教学的重要作用。

进口560 kW吊车电机转子优化实践

西钢钒炼钢厂560 kW进口吊车电机故障率高,均为转子铜导条端部与串联线焊接部位崩断。采取优化并头套和串联线的焊接工艺、并头套间隙均布、串联线实行固定绑扎工艺等措施后,电机平均使用寿命由8个月提高到18个月,为西钢钒炼钢厂的生产顺行提供了保障。

民国杭州自来水业的官商角色及其成败

1928年杭州市政府设立后,当局为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改善市民生活用水的卫生状况,提高城市的消防能力,主持建立了杭州市自来水厂。在自来水厂的建设过程中,政府总其责任,商人积极协助,一般市民量力支持,发挥了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然而,自来水厂的建设及之后的用水推广,遭遇了各种不利因素的阻碍,政府当局建设自来水厂的最初理想和目标并未有效达成。这显示了在中国现代化整体尚不能充分展开和提高的状态下,自来水这一公用事业不可能单骑突进的客观现实。

权宜从变:浙江省合作金库研究

合作金库是合作事业的命脉。抗战爆发后,为迅速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适应战时物产调整和振兴农村经济的需要,浙江省合作金库筹备处于1938年在浙江省政府主导下成立,并于1940年正式成立浙江省合作金库。浙江省合作金库组建于战时,战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及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其运行的格局。面对诸多困难,浙江省合作金库并未拘泥成规,在组织机构、人事制度、县库管理等问题上权宜从变,积极应对,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在不断强化的客观困难面前,其主观的努力终付流水。

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

从发动到管控:地方党政与杭州劳资纠纷(1926—1935)

1926—1935年,杭州劳资纠纷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尤其在杭州总工会成立后,国共两党在"扶助农工"这一共同理念指引下,积极发动工人罢工,向资本家要权利,劳资纠纷迭出,罢工形成高潮;"四一二"后国民党掌控浙江,总工会被改组为工会统一委员会,劳资纠纷开始从发动到党政管控的模式转向;192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逐渐制定各种法规,将包括工会在内的组织以人民团体形式纳入法治管理框架之下,杭州劳资纠纷趋于平缓。三个阶段,杭州劳资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均未能超出地方党政力量所设定的框架,且呈现由政治意图回归经济诉求之特征,体现了杭州地方党政较之社会层面的强大优势,并使劳资纠纷独具地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