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体为何流行治愈系文化

焦虑成为现代人常见的心理状态。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引发人们的失落感、不安全感、恐惧感、孤独感和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感,催生了精神内耗。与此同时,网络平台日益扩大的“网晒”文化与自媒体的焦虑贩卖导致焦虑传播链条延伸。面对焦虑“黑洞”,年轻人没有选择逃避,人们通过希塔疗愈、色彩疗愈、水晶疗愈、塔罗疗愈、艺术疗愈等各种手段,进行自我治愈。治愈文化的出现,是人们面对焦虑采取的一种自我治愈行为,是一种新型符号化表意实践。

社区简约治理结构中的分层动员机制——基于C市X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C市X社区治理实践的质性研究,基于简约治理的理论视角,对X社区动员的组织基础、机制与运作逻辑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动员实践体现为一种嵌入简约治理结构中的分层动员机制,其运作逻辑既包含制度化较强的准行政动员,也包含以柔性协商为主的非正式动员。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理解社区动员与社区日常运作结构的关系提供启发。

经由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认识论前提、方法论准则和价值基石。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社会工作的中国化和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要立足中国实践,紧扣时代脉搏,突出问题意识,强化主体思维,彰显自信包容;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回答时代课题中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是迈向人民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工作,是共建美好生活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工作,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工作。

虚拟偶像背后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心态

虚拟偶像文化源起于早期二次元文化,是数字技术生成的拟真世界。作为虚拟偶像粉丝群,“90后”“00后”的媒介使用偏好从需求到动机、从媒介消费偏好到媒介消费实践存在着文化心态的代际差异。“90后”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抉择的需求和动机更多地是以工具性动机、情感满足性动机为主,而“00后”更重视成就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参与形式。一方面,“90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偶像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漫步者、流浪者和观光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对于“00后”来说,倾向于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他们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和价值”取向,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维度,均表现出“双高”特点。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专项治理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因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绩效合法性而被广泛运用,后权威时代专项治理面临着“官动民不动”的治理困境,影响了专项治理绩效。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田野调查发现:基于科层制层级治理的政治动员和基于社会情理治理的社会动员能有效实现动员,纵向的权威传导与横向的认同建构是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经由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实现了“官动民也动”,提升了专项治理效能,改善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治理目标。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建设新型城乡关系、迈向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国民主观幸福感的空间分异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实证采用有序Logit模型,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研究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首先,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在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具有共性,但也表现出显著差别。总体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老年女性普遍比老年男性更幸福;有老伴的老年人会更幸福。同时,心理健康、阶层认同、社会交往指数越高,越有助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健康水平中的生理健康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家庭房产数、教育程度等客观经济社会地位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城市与农村老年人都受到互动模式影响;自我模式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是关注自身;农村老年人则深受比较模式影响,倾向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幸福感。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的空间生产与实践——基于B镇零工角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

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的分析视角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分工提供了进路。以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为基础,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空间分工、空间化过程,探讨两性如何基于不同策略展开空间组织,形成性别化劳动力市场空间,可以进一步揭示空间组织、空间结构与主体相互作用下空间建构的过程。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与父权文化通过空间规训、性别意识形态、公私空间分异区分了两性的空间实践逻辑,经由男性空间宰制与女性空间退出的空间实践确立了男性垄断与女性排斥的空间规则,实现了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性别空间再生产并不断得到强化。

价值引领、政党回应与服务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重构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在党政领导下的社会秩序构造,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语境下如何培育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研究缺乏理论解释效度,政党-社会关系范式契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政党-社会关系下治理的内在机制是权威效能机制、组织嵌入机制和社区服务机制,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了权威弱化、嵌入断裂和服务悬浮的困境,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应结合我国使命型政党、回应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属性,通过价值引领、政党回应和服务治理实现中国政党治理转型。

互联网使用与公平感——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公平感来自于社会地位或社会比较。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塑造了公平感,互联网可以改变使用者对于不平等的归因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CSS2019)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公平感并不完全由客观不平等状况决定。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归因方式同样塑造着个人的公平感。相对于不上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人公平感更低,一方面因为互联网上负面信息更多,让使用者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另一方面互联网使个人更倾向于对社会成就做外向归因。对于上网群体内部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工作学习无法提升公平感,但如果把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则会降低公平感,大多数人上网都是为了娱乐与获取信息。

基层治理转型的中国经验逻辑:基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历史特殊性、情境复杂性和经验多元性,其历史演变逻辑表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第三领域”、集权简约治理与内生经纪型的治理逻辑,集体化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总体性支配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治理逻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党建引领与耦合互动的治理逻辑。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行政吸纳—依附式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嵌入式委托代理关系、多层级—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多层次—情境嵌入性委托代理关系四种理想类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困境。

流行语与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

青年群体的流行语折射出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现状及其未来的变化趋势。当代的青年群体作为中国世纪之交社会转型的"过渡人"这一角色的同时,又承担着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边缘人"这一特殊角色。面对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青年群体的民族心态、政治心态、职业心态、婚姻爱情心态、生活心态和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顺向的社会心态变迁呈现主导地位,而逆向的变迁也日益凸显。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女性研究范式重建、知识建构逻辑与中国经验——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发展研究

本文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结合中国经验对有关女性发展的理论研究范式和知识建构逻辑进行了梳理和阐述。从生物学的隐喻,到性别角色理论,再到结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性别角色分化的解释,在研究范式的重建过程中,女性发展话语与理论建构得到不断充实与扩展。同时,伴随着社会变迁,有关女性发展的解释策略和知识建构逻辑也经历了从单一论域到多维视野,从单一视角到交叉性视角,从理论论争到专题研究的开发,从关怀弱者、关心边缘的人文情怀到立足现实、反思现实的批判精神,从中国经验到全球视角的转变与发展。从宗法父权下的闺阁,到女性权力的觉醒、职场中的解放,再到新时代下机遇与挑战,中国女性发展随着社会变迁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个人完成初始社会化重要场所,本文基于跨省2492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从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结构的匿名性、遵从性、公开性,以及利他性的四个测量维度出发,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预测父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假设和四种亲社会行为的平衡性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角色行为的性别差,异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类型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不均衡效应即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与惩罚的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四类亲社会行为的正效应均大于惩罚的教养方式。父亲保护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匿名性的、遵从的和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

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贫困问题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性干预、社区贫困文化的再生产、教育的实践逻辑等构成了农村贫困的根源,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与政策调整、过分的财政依赖和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带来了农村贫困的再生产。事实发现,重视穷人的主体性参与、增加和完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国家强制性干预发展的逻辑和未来战略的重新定位等能有效应对贫困问题。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

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脆弱性、风险承担网络与农村贫困研究--基于湖南10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及其风险承担网络与贫困可能性问题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中部10村实地调研所取得的数据库,采用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及风险承担网络对贫困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并同时检验VRP假设和RTNP假设在解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农村贫困与农村居民的脆弱性风险因素中健康风险、财产风险、环境生态风险有着显著性的关系。从风险承担网络角度来看,基于正式支持网络所带来政策效应以及基于非正式支持风险承担网络对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结构与参与类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为议题,研究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局属性)、社会参与类型(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预测变量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方面存在非均衡性效应,其中公益性参与的促进效应最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次之,公共事务性参与的促进作用最小;社会信任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属性在社会组织参与中影响不显著。数据分析和理论解释模型说明,居民社会组织参与正在由传统、被动的行政性议题及体制性参与向社会性议题及公益性、自发性参与变迁,由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向开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作为传统性的中国社会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差序格局)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不再显著,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人际关系网络规模的提升和扩大都有助于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公共参与的公益属性,扩大其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及培育现代社会信任水平以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

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层面思考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思考社会关系网络排斥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的运作逻辑,思考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异质性和开放性,我们发现,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源于流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这种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从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出发来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及其行动链是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