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海生:构建全产业链需各级各类教育有机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人放在科教兴国板块来讨论。报告中写到,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此处用了逗号,逗号后面是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我认为,两者应该是并列、相互包含的关系。这意味着各级、各类教育都应通过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来实现协同创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的表述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二十大报告则将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考虑,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放在两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战略设计,改变了以前分层、分类、独立地去考虑教育发展的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时空差异——基于2000—202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测算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以C-D函数为基础,利用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在通过回归分析法对β值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计算高等职业教育经济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2%,贡献率大小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部反向“√”状差异;在时间上呈现波动性,分别在2003年、2010—2011年、2015年三个阶段达到高峰。这种时空差异受到国家政策、高职教育经费投入、高职院校专业与产业匹配程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为进一步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贡献率,应加强统筹规划,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协调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和地区产业的适配性;完善省域体系,推进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动态创新能力,动态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动态创新能力中介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3)研发水平负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创新补助正向调节了产学研联盟关系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优化产学研联盟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的角色使命与责任担当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面对当前经济环境的精准把握和未来走势的深度考量,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选择的战略取向。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力范畴,代表着生产力在质态上的跃升,其发展遵循着以科技创新突破为动力、以产业深度转型为载体、以人力资本跃升为关键的逻辑。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夯实人才根基,通过立地式研发注入根本动力,通过强调面向产业办学形成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的格局。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从加强产教融合一体化统筹、积极培育“数字人才”、提升职业院校科技创新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发力,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职业教育力量。

三教协同创新系统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系统逻辑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成为当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关键命题。系统论思想中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分析法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逻辑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在要素层次上应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素为核心融入三教协同创新系统;在结构层次上应以独立形态的体系建设为基础形成与系统横纵贯通的要素协同结构;在功能层次上应以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目的支撑系统整体功能实现。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存在构成要素“断层”、整体与部分沟通不畅以及系统内外联动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在三教协同创新系统赋能下,从技能价值导向的制度框架建立、横纵融通的体系结构形成以及区域产教科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深化改革。

政策工具视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路径分析

产教融合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新形势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对产教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干预是调整“市场失灵”的重要举措,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产教融合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内容—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146份央地产教融合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政策内容上,校企合作占文本比重大,但在产权制度建设、激励举措等方面规定较为模糊;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但涉及企业等市场主体则以象征号召型政策工具为主,其中涉及企业办学的相关政策存在“责任不清”“义务不明”“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政策力度不足、相关规定缺乏法律支持等问题,亟待出台更强力政策的。2023年天津市颁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通过法律手段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践中产生的难点问题予以回应,为我国探索产教融合法制路径建设、促进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体系完善贡献了“天津智慧”。

表征、冲突与调节:“职教高考”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

“职教高考”改革是由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合作的集体性实践行动,不同行为主体在各自组织场域中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关联秩序。但是,多重制度逻辑在现实运行中并不顺畅,会衍生出“顶层设计”与“地方执行”之间的分离偏差、“追逐利益”与“教育效益”之间的差时失配、“充分选择”与“有限机会”之间的现实冲突等各类内在矛盾,影响并制约“职教高考”改革的实践效果。为此,需要从完善政策实行机制,保障政策切实落地;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构建多元协同格局;丰富院校类型层次,提供充分选择机会等方面寻求调节之道。

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及保障机制研究

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建设有助于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类型定位与高层次站位、完善职业本科教育个体生态与群体生态、建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实现标准引领、动态平衡与供需匹配。其中,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内容构成应遵循“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内在逻辑,明确人才培养的职业面向,找准人才培养类型定位、道德素质定位与“知能”定位,厘清专业教学规范、教学资源供给、教学质量评估保障的内容要素。为推动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建设,要明确逻辑起点、参与主体和基本流程,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行动主体准入与部门协调机制、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和国际交流机制,保障专业教学标准建设的制度性基础、有序性、有效性以及提高国际化水平。

协作治理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单案例的研究

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如何推进多元主体各司其职是其可持续发展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基于协作治理理论和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协作治理运行过程分析框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各方主体实现协作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市域产教联合体在政策和现实需求的推动下成立,通过组建领导团队,围绕共同愿景,组织成员开展有序的协作治理活动。在协作的过程中,形成了政府部门主导的统筹协调机制、激励保障机制、督导评价机制和秘书处牵引的沟通协商机制,推动协作过程的实施,保证协作目标的实现。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关键问题与可为路向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中首次提到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以来,“职业本科教育”就成为了我国教育界的重要议题。经过9年的发展,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方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以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专业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等方面都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革。

《职业教育促进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推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而作为中国“新三农”问题之一的农村“空心化”依然是当前乡村振兴最明显的一块短板,表现为农村产业基础薄弱,大量人口、资金外流,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数量庞大,宅基地闲置,乡土文化日趋衰落等,它所带来的风险效应不容忽视。

“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的高职院校专业群实践样态与行动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为更好满足人民对职业教育的更高期待,高职院校近年来开展了一场由关注“面向市场、促进就业”向关注“面向人人、因材施教”转变的行动。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高职院校专业群的功能结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呈现出“群体单一化、施教同一化”“群体分级化、施教分级化”以及“群体分类化、施教分类化”的特征。这些异质的功能结构是高职院校专业群选择性简化外部环境的自我生产的结果。政府、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可以通过持续引导、聚势蓄能、分类发展和衔接融通等举措推进专业群功能结构渐进演化。

职业教育智能治理:内在机理、价值意蕴与风险审视

职业教育智能治理是一种对智能技术引介与应用的技术治理形态,是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职业教育智能治理基于大数据、通过算法、借助算力,形塑主体协同、资源共享、治理行为智慧化的职业教育治理生态,有利于重构“精准”的治理模式、重塑“动态”的治理范式、形成“主动”的治理过程,实现多元主体“分权”治理。然而,职业教育治理对智能技术的高度依赖可能会陷入“技术中心”、生成“数据洞穴”、造成“价值失衡”。职业教育智能治理要厘清角色定位、建构价值取向、塑造行动空间,保证治理主体自主性、治理理念人文性、治理秩序稳定性的有效嵌入,推动技术与技术、教育与技术、人与技术的相互建构与互相适应。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成效指数与指向

高质量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举措,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和适应性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成效,通过分析国家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样态,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归纳为“园区+普本+高专+企业”“园区+高专+企业”“园区+高专+高专+企业”“园区+职本+企业”四类。同时,据此解构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结构。在明晰联合体组织结构和运行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贡献度、协调度、活跃度为核心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和“三度”指数模型,并明确提出市域产教联合体未来建设路向应指向提升主体间协调度、激发各主体活跃度、增加社会贡献度。

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改革?——基于职业教育政策的分析

职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教育问题,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职业教育问题源于决策者的困扰或社会公众的论题,好的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回应决策者的困扰与社会公众的论题相结合的“联通的问题”。当职业教育问题上升为政策议题并以此形成备选政策方案时,好的职业教育改革应以制度逻辑为基础、以技术逻辑为支撑选择政策方案。在执行政策方案的过程中,实现决策者的政策意图是一种实践取向,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期待是一种价值取向,好的职业教育改革既要实现决策者的政策意图又要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期待。

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内涵和行动路径

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时代使命在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以及推动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产教融合内涵和功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内外协同的治理结构、多管齐下的治理机制以及强而有力的治理能力的现实内涵。基于此,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在于以标准制订为引领,建立并增强产业界与教育界的共识;以整体性推进为方法,明确并协调相关部门产教融合管理职责;以优化权力配置为手段,赋权并增能产教融合治理主体以及以制度要素整合为路径,建构深化产教融合的组织场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探析国家职业教育治理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呈现了未来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蓝本,表明了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逻辑起点,展示了推进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思路。《修订草案》勾勒出未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框架: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职业教育治理方式由管理向善治转变,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由层级制向网状式结构转变以及职业教育治理评价的分层化和标准化。同时,从《修订草案》也可洞悉未来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一是以多元驱动发展,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职业教育治理格局;二是以统筹推动发展,提升政府宏观统筹能力;三是以协调促进发展,增强社会组织协调能力;四是以自治看待发展,赋予职业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专业是政府、高等学校、产业界等高等工程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点。各利益相关者与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的利益相关程度和参与的意愿和能力的不同,决定了其在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中获得的控制权和影响力的差异,并导致专业设置类型的差异。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点,高等学校和产业界的作用甚微,需要通过转变对"专业"的认识、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切实落实高校自主权、提高产业参与度、建立专业认证机制等措施构建"政府引导、高校主体、产业界积极参与"的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基于共词分析法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演变逻辑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并借助UCINET6.0和EXCEL 2010等工具,对1995—2015年间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关键词的词频和网络多尺度分析后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热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政策体系的协调水平逐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始终围绕着3个核心主题不断调整,即宏观层面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体系和教育理念、中观层面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