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下)——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本文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指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坚持东方治理模式的“以人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科学实证对政治决策、定量分析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作用,讨论了政治算术与治理绩效测度以及治理绩效测度与公共经济运行之间的学理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逻辑,而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因此经济统计、治理绩效与政治算术的测度对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因此,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设计,政治决策应更多地依赖以利益取舍为内涵的政治算术,而不是以效率高低为内涵的经济测度。

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上)——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本文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指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坚持东方治理模式的“以人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科学实证对政治决策、定量分析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作用,讨论了政治算术与治理绩效测度以及治理绩效测度与公共经济运行之间的学理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逻辑,而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因此经济统计、治理绩效与政治算术的测度对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因此,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设计,政治决策应更多地依赖以利益取舍为内涵的政治算术,而不是以效率高低为内涵的经济测度。

公共产品供给与基层治理经验：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近年来,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债务问题正在引起学界与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重要障碍。尽管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多数只是关注了地方治理的困难,却很少进行问题原因的分析,也很少看到对地方政府进行各种治理模式探索积极意义的挖掘。本文将以公共经济理论为基础,从需求多元的角度剖析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经验,以期为今天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基层治理改善提供帮助。

政府职能的结构与演化——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政府职能的转型迟缓正在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现有的讨论多集中在形而下的执行层面,难免出现头疼医头的痼疾。将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角度厘清政府职能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强调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决定政府职能的原则。市场实际上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是典型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同一层面的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上下游的供给与支持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就应该积极提供发展型公共产品,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当弱势群体的生存成为主要的公共产品需求时,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因此,一个理想的现代政府职能结构应该以兼顾生存与发展的双元财政模式为基础。

经济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困局的破解

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守住耕地红线还是坚持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它作为一个两难抉择。这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考局限在耕地保护与国内粮食生产的环节,并和欠发达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立起来来强调耕地保护的绝对性。应该突破这个思想框架,从新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关系进行分析,探索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解决的新思路与新途径。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短期内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但通过科学的发展,是能够实现城市化对居住土地的节约、人口增长对粮食消费的制约、能够抑制粮食的浪费与土地的浪费,很好地解决粮食安全与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才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有关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热烈争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社会隔离状态下非均衡发展的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但对中国为何长期实行社会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如何才能废除户籍制度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角度探讨了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障碍,揭示了户籍制度难以割舍的公共产品需求结构方面的历史原因,分析了作为工业化基础与现代化标志的城市化可能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对取消户籍制度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探索。

“中国治理模式”的经济逻辑与绩效评估(上)

中国治理模式的独特内涵就在于其公先于私的公共经济逻辑,大多数学者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比较新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的优劣与差异,难免得出一些令人无所适从的结论,也带来了许多误解。本文从公共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治理模式的前后一致性,揭示了中国政府在改革前30年治理绩效的巨大历史价值,也重申了国家治理绩效评估过程中的问题导向内涵。

利益共享、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供过于求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何还会屡屡发起类似于资源竞争的贸易战?市场经济与国际贸易体系之后的现代文明体系将要走向何处?对此,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给出答案,西方的哲学体系似乎也无能为力。本文以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思想,特别是家国天下理念为基础,讨论了人类社会的公共经济本质。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公共经济的外部性特征,是大禹治水传说隐含的利益共享的公共经济原理,而它的人性基础则是实验经济学不断揭示的人类拥有的精英利他文化与集体行为偏好。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模式的一种尝试,也是实现人类永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治理模式”的经济逻辑与绩效评估(下)

中国治理模式的独特内涵就在于其公先于私的公共经济逻辑,大多数学者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比较新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的优劣与差异,难免得出一些令人无所适从的结论,也带来了许多误解。本文从公共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治理模式的前后一致性,揭示了中国政府在改革前30年治理绩效的巨大历史价值,也重申了国家治理绩效评估过程中的问题导向内涵。

文明测度、治理绩效与公共经济的共享特征——兼论西方量化史学的逻辑缺陷

随着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对过于倚重GDP估计的批评也日渐增多,于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事实进行新的测度尝试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这些尝试的努力中,对测度对象的界定不清与测度目的的设定不准给随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主张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别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较中以资源消耗与战争能力作为量化指标,也不同意仅仅用城市人口来测度社会组织能力。相反,本文认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比较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应该以空间规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样性与治理持续时间等公共产品相关变量为核心来测度治理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