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亚磨制石器工具与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向农业过渡的含义

在传统考古学研究中,常常将磨制石器的出现与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的开始联系在一起。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考古发现和理论探索都表明,磨制石器的出现和使用远早于驯化植物的开始。而当前研究的视野也从将器物作为时代标志转向探究这些工具在人类生存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就是深入探讨近东地区磨制石器出现与史前人类觅食策略转变关系的一个出色案例,讨论的相关变量涉及生态环境、人口、流动性、定居、技术与工具、野生植物资源的种类和丰富程度等方面。在探讨早期野生谷物利用与农业起源方面,研究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对植物和器物考古材料的直接观察,而是同时充分借鉴和运用民族学与实验考古的资料,从植食加工工具的功能、加工成本、营养价值、觅食与流动性等多个方面,对西南亚更新世晚期的磨制石器工具与狩猎采集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它们在农业起源中的含义进行阐释。文章指出,拉文特的磨制石器工具可能用于加工各种各样的植物,而碾磨与捣制一般是强化劳力投入的加工方法,因此磨制石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被欣然采纳。此外,野生谷物除了在压力环境下,对觅食者来说并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食物资源。文章确立了拉文特植食加工强化的两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别与最早的定居(12800-11500B.P.)和向农业的转变(11500-9600B.P.)同步。后一个阶段以碾磨工具相对捣制工具在数量上的增长为特征,显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尝试--努力从有限区域里收获的植物中获取最大的营养回报,以供养日益增长的人口。本文对我国史前技术的演变和农业起源研究,特别对探讨粮食生产动力机制有很大的启发。磨制工具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遗址中都已出现,到全新世初数量更是大增,对这些技术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它们在人类适应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变化进行适应的结果,它并不是一种突发性的事件或革命,而是漫长而又复杂的转变过程,我们只有对这个时段中大量遗址的各种动植物遗存、环境背景、生产技术、聚落形态等多方面考古材料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将多种变量加以综合考虑,才有可能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中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和启示。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食物生产的生态学--史前农人与牧人开发一系列位置相邻却差异显著的气候区

肯特·弗兰纳利曾跟随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Braidwood)和麦克尼什(R.S.Mac Neish)分别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从事田野工作,探索这两大区域的农业起源,在农业与早期文明起源方面都发表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文化生态学理论对于解释农业起源有其独到的优势,弗兰纳利应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两河流域的农业起源,以一种整体观与系统论探究动植物驯化的动力机制。在本文中,弗兰纳利把位置相邻而气候不同的自然带看成一个整体环境系统,不因差异而将其割裂开来。他还把粮食生产起源看作是整个区域中不同环境地带之间长期适应和互动的结果,而非孤立发生的事件。他不但讨论物种驯化的性状演变,还分析了人群与物种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作者通过考古材料的论证提出,正是居住在不同生境中不同人群的互动导致动植物的驯化。这一系统论阐释把纷繁复杂的物种演变及其与人类社群的互动综合为一个内在动因环环相扣的适应过程,展现出其动态的历时演变。因此在卷帙浩繁的同类研究中,本文不愧是论述近东农业起源的经典之作。本文的启示是,当大部分农业起源研究仍注重对野生和驯化物种的甄别,也就是在探讨"什么"、"何时"与"何地"的问题时,年轻的弗兰纳已开始尝试运用全新的理论框架来探究和解释粮食生产发生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新考古学所倡导的"如何"与"为何"的问题。莱斯利·怀特和巴·约瑟夫等学者都已经指出,动植物驯化并不是突发的事件和人类智慧一夜间的创造发明,而是在特定环境中发生的复杂而漫长的文化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农业或栽培出现的环境及其整体背景,一味追溯驯化物种的最早起源地和最早时间实际上是一项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欧洲的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美洲这一阶段被称为古代期(the Archaic Period)。但是,中石器时代概念在中国仍未被普遍接受,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1)意识形态倾向,选择西方学术概念有时犹如选择党派和信仰。(2)习用的类型学、地层学、年代学和文化面貌上难以对这一时段做统一界定和比较研究。(3)我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分属不同的研究机构和领域,使得这一重要的转变时期被忽视。(4)新旧两个石器时代"成就"可观,文化特征鲜明,而中石器文化则乏善可陈。结果,全新世初的所有遗址都被归入"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之一——农业起源研究的关键时段,近来见证了我国学界对这一"过渡期"关注的升温。不管我们对中石器时代这个术语是否认同,但是国际学界研究的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1)过去这一时代以细石器、弓箭和狗的驯养为标志,但目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冰后期全新世开始到和农业引入之间的一段渔猎采集适应,表现为一种与新旧石器时代十分不同的广谱革命。(2)柴尔德早就用农业革命来定义新石器时代,并被国际学界一致认同。因此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也应采取经济学而非器物学的标准。(3)该时代是冰后期人类对环境巨变的重新适应,各地气候环境差异极大,适应方式也极其多样,文化面貌复杂,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单靠类型学的器物分析已不能胜任这一课题的研究。(4)各地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过渡差异很大,时间的长短也各不相同。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可能是旱地作物和稻作起源的主要区域,过渡期可能较短,而北方寒冷地带(农作物难以生长)和华南热带地区(野生资源丰富)农业可能出现很迟。(5)应该重视文化生态学的生计适应和人地互动研究,探究不同地区是如何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转变的。(6)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着人类在整个中石器时代的适应性调节,我们应该设法了解不同地区的先民是如何根据当地的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慢慢驯化或引入动物和农作物,进而完成经济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