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五则史事补证——以新发现史料为中心

通过系统性梳理“英国外交部档案”、《字林西报》和其他民国报刊史料,发掘三份珍贵的周恩来佚文,就《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1925年周恩来在汕头的五则史事进行补正与考辨,补充现年谱中未载的三则史事:周恩来1925年11月5日在汕头总商会的谈话、1925年11月7日在东征军市民大会发表的演讲、1925年11月12日对汕头工联会代表发表演讲,逐一考证发生的具体时间、内容与意义。对现谱中两处错讹进行一一更正:周恩来并未在1925年11月7日召开的俄国十月革命八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周恩来与南强学校等代表会谈时间是1925年11月23日。

全面抗战时期教师退休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步在我国推行教师退休制度,但只局限于东南数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疲于应战,教师退休制度的推行一度停滞,加之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退休教师生活日渐拮据,教师退休制度改革呼声不断涌现。1944年,国民政府推动教师退休制度改革,完善退休金种类,改变退休金的计算规则,提高退休金待遇,并首次提出教师“应即退休”政策。此次改革不仅符合世界退休制度的发展潮流,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抗战后期,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省份推行了教师退休制度。国民政府通过教师退休制度的政治强制力和经济吸引力,褒扬支持具有民族气节的教师群体,也巩固了教师对政权的认同和亲附。

“尢列”“尤列”“尤烈”“尢烈”诸名考

尢列以“四大寇”之名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关于其姓名则存在诸多争论。据考证,尢列早年使用的很可能是“尤列”一名,民国建立之后,他在国内活动主要还是使用“尤列”之名。“尤烈”之名很可能是其早年在南洋鼓吹革命时期所使用。“尢列”一名最早见于1925年《图画时报》刊登的一张他的签名照片,此后他在信件、电文等文献中皆署名“尢列”。这是他晚年最为认可的称呼。尢列将“尤”改成“尢”,其目的在于表达对清廷专制统治之反抗。“尢烈”一名乃其逝世后才日益盛行。鉴于尢列诸名的争论,若采行“名从主人”原则,应使用尢列在老年时代坚持的“尢列”之名。

谶谣是如何自我实现的?——以民国《金陵塔碑文》的源起与流变为中心

《金陵塔碑文》作为一则广泛流传的谶谣,在近代中国经历了至少7个版本的变化。其制造、传播、流变与定型,是一个不断肢解、增饰、遗忘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该谶谣早期文本主要指涉国共对峙,但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它不断被掺入崭新的文本,指涉对象也相应转向中日矛盾。谶谣自我实现的方式在于,其制造者和传播者为迎合民众或自我需求对碎片化的隐喻片段不断再编码,不同时期的历史诉求推动阅读者创造新的解码系统,再编码后的文本经过新解码系统得出的讯息,一旦在多歧性的文本中寻找契合现实的阐释,就会形成自我验证的闭环。近代知识分子在科学和迷信之间的首尾两端,正是“社会化的自我”与“人性化的自我”交织冲突的产物。

党国子弟与私塾教育——以海外预备学校为中心的考察

1925年吴稚晖在北京设立的海外预备学校,具有传统的私塾性质,专门负责国民党高层子女教育。在新式教育普及之时,吴氏运用传统的私塾形式教育党国高层子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尔顿制传到中国后,私塾教育的优点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海外预备学校为国民党高层的子女安顿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路径。在学校运作层面,校长、家长群体与学生三者各自承担职能,形成信息的双向流动。同时,政治上的微妙波动在学校内表现得更为剧烈,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深刻地影响到学生校园内外的人际关系。它在两年时间内三度迁徙,最终解散,亦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有莫大关联。

规范与失范:以民国国立大学退休制度的实践为中心考察

国立大学退休制度是由政府主导,以保障老年教职员生活以及促进高等教育新陈代谢为目标的教师管理制度。它增强了政府对国立大学教职员的掌控力度,也凸显了当时的教育部对隶属机构的规范力。但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失范的状态,各校往往选择性使用、曲解含义或者暗中抵制,当时的教育部对此亦视而不见,学、部之间形成控制与反噬的双重权力互动。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也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范,一方面体现出国家权力在传动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上无形的损耗,另一方面与中国近代战乱频繁的历史现实关系紧密。

从“功人与功狗”看帝王管理之术

前几日，我偶翻《史记》，看见一段文章，不禁哑然失笑。但笑过之后，又感慨良多。 这只是一段小故事，但以它为切割点剖析，这已不只是某个帝王的一段奇闻轶事，更折射出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帝王的驭人管理之术。

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前者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古代社会中广泛存在。近代之际,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两者的角力长时间内相持不下。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成为对党外人士不分性别的称谓。改革开放之后,被西方语言体系改造后的“先生”概念再次凭借西方话语权力席卷全国,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被迫居于支流。女性是否适宜称“先生”的社会性争议,本质在于西方称谓体系挟话语霸权“侵入”中国传统称谓后强行植入新的性别含义。新含义固然使旧的称谓概念焕发生机,但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称谓概念的内在完整性,由此造成内部新旧含义的剧烈冲突。

“筑巢引凤”:学人南下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教师养老金制度革新(1926—1927)

北洋政府颁行的教师养老金制度,是研究系同人改革中国教育的一种尝试,随着研究系退出政坛,这一制度也随之束之高阁。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推动教师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有二:其一,在于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职员待遇,以吸引全国政治、经济与教育人才向广州国民政府集中,与北洋政府在人才资源上进行制度性竞争。其二,争取知识界与舆论界的支持,以“协助革命的速成”。与此相对,北洋政府统治期内长期存在的教育问题,不断消耗着知识分子对它的向心力。国共合作期间推行的包括养老金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日益成为一种制度上的吸引力,推动知识分子逃离北方,接受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与方针政策。

论题:学术史的若干省思

李帆教授：本讲主要围绕学术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大致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学术史，二是学术史为何兴起并成为“显学”，三是何谓中国“近代”学术史。

报刊叙事中的“中山舰事件”——以《广州民国日报》和《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历史认知的差异,对此事件的叙事呈现强烈反差。事件爆发后,当时的报纸有不同的叙事:《广州民国日报》由于党报性质,将事件"掩饰"为无关紧要的局部问题;《申报》作为对政治事件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商业报纸,因事件诡异,信息不畅,将事件猜测为一场内斗、"反赤"运动。两者与历史事实均有距离,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塑造了时人的事件认知。但该事件在两份报纸的版面上,均未占据重要位置和比例。事件的即时影响力,在蒋介石当局的刻意"掩饰"下,在当时国人普遍更重视的北方政局频出"大事件"的冲击下,显得无关紧要。这与近代历史叙事中浓墨重彩、意义重大的"中山舰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瞿秋白与社会主义(1924—1927)

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对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民族性作出的一系列理论性的尝试,其指出在世界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相对成功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本身所追求的世界性与中国革命内在包涵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厘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土地革命等关键性问题,这些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从“功人与功狗”看帝王管理之术

功人还是功狗？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刘邦与功勋武将集团之间意见相左。刘邦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诸武将则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躲在后方，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